笑蜀:成都拆迁事件必须有人负责

  蝼蚁尚且偷生,况乎人,况乎弱女子唐福珍。但唐福珍最终还是不能不选择死路,尽管她有一万个不情愿,一万个不甘心,一万个不服气。

  我大体上同意唐福珍被逼而死的判断,她不是暴力抗法,而恰恰是被暴力逼上死路。但如果要表达得更精确,那么我想说,唐福珍不是一般的被逼而死,而是被捂死的。

  假设有一点点空间,假设有一丝丝光亮,唐福珍,这个追求美的女子,这个有着爱的女子,这个直到临终仍要配合医生顽强求生的女子,会选择死路,会选择那样惨烈的结局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当打手破门而入时,当至爱的家人一个一个倒在打手的钢管下时,她不是还在楼顶大喊只要撤人就可以坐下来谈吗?

  想象一下吧,那是怎样声嘶力竭的呐喊。纵然是铁石心肠,也该被那呐喊所震撼吧,也该有片刻的犹疑吧,这震撼这犹疑总该可以换来暴力拆迁的稍稍停顿吧?

  但是没有。没有停顿,没有退让。唐福珍无疑还是太高估了对方的人性。喧闹的四周是死寂,血腥的四周是沉默。那是怎样无边的死寂和沉默啊。应该已到天将放光的时辰,但唐福珍看不到一缕光亮,她求生的最后希望被对方的决绝无情地掐灭。

  还原11月23日这个血色的黎明,不难发现,唐福珍就是被逼死的,捂死的。切割,包围,把唐福珍一家同整个社会隔离开来,再以整个机器的力量摧毁之。这是对付唐福珍一家的全部战术,也是现在城市暴力拆迁通用的战术,所向无敌,百战百胜。

  反思唐福珍之死,固然,需要谈到整个征地制度,整个拆迁制度,乃至整个私产保护体系。但是,仅仅谈到这些层面,仍然是不够的,仍不足以遏制悲剧的重演。更需要反思的是总体性权力。以是不是驯服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不驯服者一概划为麻烦制造者,然后整合全部的行政资源、法律资源、舆论资源,从四面八方把他们捂起来,随时定点打击,某些地方政府对这种总体性权力的依赖,已到了瘾君子离不开鸦片的程度。只不过此次成都表现得最为极端罢了。

  受制于这种总体性权力,社会不公的每个受害者都沦为孤岛,几乎一切自由表达的空间,几乎一切有效的博弈渠道都被切断,公民就惟有自己的身体可以运用,而有所谓“跳楼秀”的此起彼伏。不跳楼无人关注,但跳多了就不稀奇了,只好开胸。不开胸无人关注,但很快开胸也过时了,就只好断指。身体的表达就这样不断推高,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最终不能不令公众彻底疲惫。而当公众彻底疲惫时,这最后的表达也就不能不归于无效了。

  无边喑哑中,唐福珍惟有一死。有记者称,唐福珍一直生活在被跟踪和监视的阴影中,甚至吃饭时也被莫名查身份证。今年4月某日,更有上百人打上门来,她浇汽油以死相逼,才吓退他们。她也知道自己的孤岛境地,也想突围求援,便找到媒体,但,她那些故事太平常了,没有媒体感兴趣。

  这就是身体表达的吊诡。不断推高的身体表达,不但不可能拓宽,反而只会让公民自救的路愈走愈窄。因为这个市场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市场,苦主竞争过于激烈,没有新意不能超越前人就根本不能吸引社会的注意,所以重复别人注定是死路一条。这么一来,身体表达的竞争就愈来愈尖端,难度和成本就愈来愈高。每一个先前的得救者,事实上都等于客观上剥夺了后来者得救的某一个机会。每找到一条突围的路,那条路就会在成功突围者的身后瞬间关闭。所以,前面突围的苦主愈多,则以后苦主的选择就愈少,突围成功的机会就愈少。

  唐福珍正是这个悲剧逻辑的印证者。以前遭遇这种捂的如果说往往集中于底层,那么唐福珍之死则说明,纵然中产、纵然企业家阶层也一样不能幸免,但凡遭遇总体性权力的围追堵截,谁都是弱者,谁都会走投无路。唐福珍不仅死前被捂得昏天黑地,即便以死相争,也没能挣脱捂的天罗地网。从她自焚到她去世,其间整整16天,那16天是怎样的炼狱!那16天是怎样的撕心裂肺!那16天是怎样的惊天地泣鬼神!但是所有这一切,除了当事人还有谁看到?还有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被捂得滴水不漏,甚至家人探视也遭拒绝,真是惨绝人寰!

  这一切,无疑是需要有人负责的。区区一个现场指挥官的停职,还担不起这样的问责。唐福珍已经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她的至亲也都付出了身陷囹圄的代价,把唐福珍捂到死甚至死后还要捂的一干地方官员,难道就不该负起他们该负的法律责任来吗?难道生命的分量竟可以如此轻飘?权力机制的转型,即从总体性权力转到一个有限的均衡的权力机制,需要从有人对生命真正负责做起,那就何妨从成都开始?我们且拭目以待!

  来源:南方网

  作者: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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