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凯:萨特和存在主义的今昔

  最近重读了萨特的名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颇有一点时空错位的感觉。也许,看看讲授理财经验的《富爸爸,穷爸爸》,或是村上春树成为时尚标签的《挪威的森林》之类,更能应时应景,也更符合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和环境——毕竟萨特和存在主义,已是翻过去的历史了。

  可以引为凭证的是,如今在中国提起” 萨特是谁” ,” 存在主义是什么” 这些问题,不少人会露出反问的眼神期待提问者做出自我回答。这些” 不少人” 也包括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岁月流逝,忘却难免。列宁说:” 忘记过去就意味著背叛。” 那么,社会的整体性遗忘是否意味著今天的时代正在有意无意中背叛著过去?其实,过去并不遥远,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半灾难性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圈定为自由沦丧、人性幻灭的” 文革” 岁月,也可以推近至20年前中国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启蒙时代。

  让.保尔.萨特(1905-1980)与鼎鼎大名的前辈哲学大师如德国的胡塞尔、海德格尔不同,他不仅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也是文学家,甚至政治家。萨特在经院式的逻辑论证和概念推演之外,成功地将存在主义普及为一种与千万人休戚相关的人生哲学。在萨特的笔下,存在主义突现为人类面对苦难的反思哲学。存在主义标举” 存在先于本质” ,” 世界荒谬虚无” ,以自由为尚,强调” 自我选择,重在行动” 。从存在主义无法回避的许多极端化的选择环境来看,它俨然就是对时代苦难的控诉,对人性泯灭的鞭挞。1945年秋天,萨特发表了著名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以通俗的语言清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基本思路,带动了战后20年的时代风尚。

  萨特在演讲时举过一个例子:战争期间,一名年轻人在留下来帮助母亲共同生活与离家出走从军卫国之间旁徨不定。他认识到,” 他为了母亲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肯定会取得帮助他母亲活下去的效果,而他为了出走和从军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将是一种非常没有把握的行动,说不定会像水消失在沙里一样,毫无结果可言。” 这位年轻人面对的选择悖论显示为:” 一种行动很具体,很直截了当,但是只为一个人著想;另一种行动目标远大得多,是为全国人民,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个行动变得没有把握了——它说不定会中途夭折。” 选择的严酷性在于没有人帮得了他,全部的罪孽都归于把他或一代人推到这种选择边缘的时代因素和社会环境。比这更残酷、更典型的人生选择后来还出现在威廉.斯坦隆的著名小说《索菲的选择》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德军司令官让犹太妇女索菲在两个孩子之间生死择一,出于母亲的本能,索菲只得让德军带走小女儿,送进毒气室,但她最终也没能保住大儿子。阿多诺曾说过,” 奥斯维辛之后,德国人写柔媚的抒情诗是野蛮的” ,沉痛至极。但诗可以不写,生活总要继续,每个人还得做出大小不一的人生选择,无可逃遁。米兰.昆德拉后来写作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泛溢著存在主义的底色,我把它看作是存在主义延长线上最出色的作品。

  萨特在战争开始的1939年应徵入伍,1940年他随马其诺防线的崩溃而被捕,后侥幸获释,回到巴黎继续当中学教师。萨特在战争期间的主要工作是不停地写作,战争让他懂得了写作必须干预生活,也使他的哲学思考更为深沉。西蒙娜.德.波伏瓦后来回忆说,” 编剧是他当时惟一可行的抗敌形式。” 在名剧续出的同时,萨特于1942、43年间还经常出没于巴黎的花神咖啡馆思考写作,其成果是煌煌巨著《存在与虚无》的诞生。联想到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在后方西南联大并不平稳的书桌上,冯友兰写出了” 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出了《论道》、《知识论》等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顶极之作,哲人心境可咨互相参比,文人选择可谓殊途同归。

  我执著地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本质上应该被介定为面对苦难的反思哲学,因此,存在主义在东方的影响每每与那些从时代苦难中苏醒、挣扎过来的劫后余生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深得萨特存在主义精髓。大江的作品以揭示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著称,其作品表现了个人在绝境中的生存意志和顽强选择,成为日本” 原爆文学” ,也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强音。中国社会全面拥抱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走出” 文革” 灾难之后,发现萨特描述” 他人就是地狱” ,强调社会的虚无与荒谬,正是我们周遭生活的写照。年轻一代举起了自由选择、自我承担等存在主义的看板大旗,存在主义理论不胫而走,成为时代的思想标签。萨特逝世于1980年,贯穿一生的理想主义、社会关怀和战斗精神使他晚年热情支持法国的” 五月风暴” 学生运动。他也颂扬过毛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表达了无条件的完全器重。但萨特不会想到他的存在主义日后竟成为中国社会清算” 文革” 灾难的一剂猛药,并在20多年后又被快乐的新生代们渐渐遗忘。历史的悲情与喜色,思想的沉浮和命运,在存在主义的流播兴衰过程中,袒露无遗。

  生活在今天的人群,尤其是在开放社会里长大的一代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不必,或从来就没有遭遇过存在主义者所必须面对的置之死地且无以后生的情感与心智的痛苦抉择。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情感上,新生代都不再背负义务和责任。因此,在日趋平庸而世俗的后现代社会里,从血与火中诞生出来的存在主义可能被误解成耸人听闻的自我折磨,萨特那种充满了自由倾向和正义感觉的道德激情主义、社会参与精神,也不免被讥讽为堂吉诃德的现代版。相比那些朝不保夕、命若琴弦的险恶年代,今天的人们最大的情绪起伏不过是每天股市的涨落而已。这种琐碎而切实的日常选择,与过去有类于” 最后的审判” 式的生死抉择或道德拷问相比,几若天上人间,无足挂齿。在快乐和享受被迅速普及化之后,存在主义所拥有的本质主义倾向受到瓦解,并逐渐转化为一种轻飘得让人熟视无睹的社会常识。”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作为个人抑或群体的精神追求,已没有太大的现实性了。其实,萨特在晚年已被告知,当时的法国青年知识分子更多阅读福柯和德勒兹等后期结构主义者的著作。在社会反思和革命运动风云消散之后,像解构主义这类把玩专业技术语汇的离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开始取代有浓郁意识形态倾向的萨特式存在主义,成为时代新宠。

  但我始终难以忘怀萨特在半个多世纪前宣告过”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难以忘怀存在主义直指人心的力量。在衣食无忧的寻常岁月里,轻轻松松地放任精神浮游;在动荡激越的时代里,勇于让生命做出自我承担。究竟哪一种人生模式更接近人道主义理想,这个问题值得长久探讨。

  萨特一生以自由和正义为准则,敢爱敢恨,思考与行动并行不悖。萨特从来没有接受过” 自我” 以外的其他外来标准,包括法国荣誉团勋位和诺贝尔文学奖之类代表官方或主流社会价值的荣誉。萨特的后半生由思想家变成行动派,存在主义也由50年代的理论准备上升为60年代的行动指南。在某种意义上,萨特的身上流淌著法国文人斗士的传统血液。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堪为这种伟大传统的有力殿军,也是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哲学最后的贵族。

  从历史上看,法兰西式的诗人激情与英格兰式的绅士理性截然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伯特兰.罗索尽管在哲学上导入了逻辑分析技术,开创了迥异于欧洲大陆追求理想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英美分析哲学,但这位被王小波言必称是,且乐引不疲的罗素先生却在《自传》前言中反省道:” 三种单纯却又极强的激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感到无法忍受的怜悯之情。” 这三种内在的生命激情同样也是萨特的人生动力。一个时代的人格印记规定了思想的品格和高度,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人格和激情于今已绝无仅有了。

  (原刊于《开放时代》2002年第五期)

  作者:杨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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