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守道:“钦定逆案”,帝王折腾的典范

  明朝末年的政坛,乱象环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官场上的党争。明末党争,从万历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两京的官员基本上都涉身其间;党争持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范围之广,史无前例。党争中最主要的角色,是名震遐迩的东林党人。三年前还置身党争局外的魏忠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被推到了党争的风口浪尖之上,成了明末党争中的著名人物。不过,真正使魏忠贤出名的,不是因为他在党争中的表现,是因为他在党争基本告一段落后,被先前与党争并无瓜葛的朱由检处死。由于他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皇帝处死的。因此,魏忠贤死后,人们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拿他开心,拿他泄愤,拿他出名,拿他谋利,拿他做替罪羊,拿他当摇钱树。以致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正史、野史、小说、戏剧之中。他曾经深受皇帝的敬重,备享尊荣,以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名满天下;现在被另一个皇帝深恶痛绝,以一个反面人物的形象,再一次名满天下。魏忠贤的出名,就是来自这两次天渊之别的际遇。

  明末的党争,颇多怪异。党争的原因,不是政见不同,不是目标有异,不是路线分歧,不是观念冲突。争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巩固国防,不是为了整肃吏治,不是为了富国强兵,不是为了移风易俗。争斗的唯一原因和目的,就是党同伐异,整倒对方。热衷于党争者,大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真谛。争斗各方都自称忠于皇帝,遵循祖制,崇奉孔孟,为国为民。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成为战友,成为同志。恰恰相反,他们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不择手段地要置对手于死地。争斗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外敌入侵的抵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争斗各方不乏饱学之士,但他们好像都不知道,决定争斗胜负的,并不在于各方的斗争谋略和道义力量,而仅仅是皇帝个人的态度。

  末代皇帝朱由检继位前夕,党争基本上告一段落。几年前因得到天启皇帝朱由校支持而叱咤风云的东林党人,此时完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一般的东林人物也被限制使用。此时,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实为帝党),已经不把东林党人当成劲敌。“阉党”不那么心狠手辣,没有将东林党人赶尽杀绝。东林党中的重要人物,除少数几个自杀和瘐死狱中外,绝大多数安然无恙,只是退出了政治舞台而已。

  本来,延续几十年的党争,到此基本上可以画一个句号。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魏忠贤们凯歌高奏的时候,他们赖以依靠的擎天大柱朱由校,突然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去世。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成了皇帝,即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那天,在接受文武百官的三叩九拜之后,宣示了雄心勃勃的圣谕。他宣称要做尧舜之君,要在几年内实现富国强兵,重振国威。他号召臣民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当时的朱由检还是一个从未涉足政坛的十七岁少年。他既没有接受过理论方面的培训,也没有管理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的实际经验。满朝的官员,他也认识不了几个。至于谁好谁坏,谁强谁弱,就更不了解。崇祯元年的廷推,他不得不用拈阄的方式来选择内阁成员。因此,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天子,谁也不知道他将怎样来治理他的天下。为了得到他的欢心和信任,官员们响应他的号召,纷纷上疏,建言献策,表达忠心。

  朱由检阴险刻薄,好高骛远,刚愎自用,嫉妒心极强。《明史*列传一百九十七》对他是这样评论的:“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他不能容忍别人拥有权力,不能容忍别人享有社会声望,更不能容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式的特等臣民的存在。当时,魏忠贤身兼秉笔太监和提督东厂的职务,被封为上公。位高权重,名满天下,生祠遍天下。京城的太学旁边,魏忠贤还享受着孔子的祀礼。这一切,朱由检自然无法忍受。改变这种状况、让魏忠贤身败名裂,便成了他的第一要务。

  不久,朱由检给魏忠贤安上一个“逆党”的罪名,撤销了他的全部职务。十一月初一,朱由检将魏忠贤贬往凤阳守墓。五天后,朱由检突然改变主意,下令将其处死。魏忠贤的朋友暗中派人日夜兼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赴凤阳途中的魏忠贤。魏忠贤于是在执行人员到达之前,先行自缢。此时,距朱由校去世还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朱由检恨乌及屋。接下来,下令将魏忠贤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朋友处死。

  魏忠贤被处死,有的人拍手称快,有的人感到难以理解,有的人认为不那么恰当,有的人甚至为他鸣冤叫屈,什么观点都有。官员们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流露在奏疏当中。朱由检发现,同情魏忠贤和对处死魏忠贤一事说三道四的人还真的不少。他对此非常愤怒。但他不露声色,继续号召官员们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深揭狠批魏忠贤的滔天罪行。他要引蛇出洞,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胆敢对他的决断说三道四。到时候他再一起收拾。

  朱由检从小厌学,文化水平不高。《烈皇小识》记载,大学士周道登给他讲课时,他曾向周道登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近来诸臣奏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以致周道登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没有解释,而故意把这两个问题当成深奥的学问,说自己也不懂。官员们辞藻华丽、引经据典、骈味十足的奏疏,朱由检大多半懂不懂。但上疏者在奏疏中流露出来的对魏忠贤是同情还是厌恶,对处死魏忠贤是赞成还是持有异议的态度和观点,他还是看得出来的,或估摸得到的。当然,有些人由于措词委婉,故作高深,被朱由检完全理解错了的也有。朱由检将这些上疏者分为同情魏忠贤和反对魏忠贤两类,将他们的奏疏分开归档。

  崇祯二年正月,朱由检开始了他的收拾行动——整肃“逆党”。

  魏忠贤“逆党”案的案犯人数、案犯名单、罪名种类、量刑标准,悉由朱由检亲自敲定。史称“钦定逆案”。按照朱由检当初的要求,此案必须在几天之内处理完毕。由于办案官员不知道什么人是案犯,也没有掌握案犯的犯罪证据和线索,无从着手。办案官员蒙头瞎脑地办了几次,都不符合朱由检的要求,结果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但尽管如此,这个惊天大案,从正月廿四日立案,到三月十五日公布判决书,也只花了四十九天时间。“效率”之高,令人咂舌。

  “钦定逆案”的办理过程,《崇祯实录*卷之二》这样记载:

  “庚辰,召大学士韩爌、李標、钱龙锡,吏部尚書王光永,谕曰:’朕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首逆,以次及附逆者。如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颂美不置與未词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狥,卿等数日內其確定以闻’.初,逆珰死后,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學士韩爌、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不悅,再令尽列以闻。且曰:’皆當重治,轻则削籍。’阁臣复以数十人呈进。上怒不稱旨。命分三等,曰称颂、曰赞导、曰速化。且曰:’忠贤一人在內,自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恶者亦当入之。’阁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对。上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阁臣入,指黃袱所褁章疏若干,曰:’此皆珰实迹也,宜尽按入之。’阁臣知势不可止,乃曰:’臣等职司辅导,三尺法非所习也。’上召问吏部尚书王永光,对曰:’吏部所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乃召刑部尚書乔允升參定之。

  壬子,召阁臣及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於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对云:’二臣事逆无实。’上曰:’瑞图善书,为珰所爱,宗道祭崔呈秀毌,称“在天之灵”,其罪著矣。’问:’贾继春何以不治?’阁臣言:’继春欲善待选侍,不失厚道。后虽反复,其持论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复,故为小人。’于是,发原奏及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广,几无遗矣。“

  这段记载改写成现代汉语,就是这样的意思:

  “正月二十四日,崇祯皇帝朱由检把大学士韩爌、李標、钱龙锡,吏部尚書王光永找来,对他们说:’我想把那些追随魏忠贤的人一起定罪。当然,魏忠贤、崔呈秀必须先定为首犯,再把追随他的人作为从犯。比如对魏忠贤阿谀逢迎的、打击别人而拥护魏忠贤的、给魏忠贤歌功颂德的、以及表面上没有歌功颂德但暗地里赞扬和支持魏忠贤的人。你们一定要依法办事,不准徇私枉法。你们要抓紧时间,务必在几天之内完成这个任务。’起初,魏忠贤刚死不久,崇祯皇帝就有了这个打算。并且决定把那些在奏疏中为魏忠贤说话或对处死魏忠贤说三道四的人,作为魏忠贤的党羽治罪。受命办理这个案子的大學士韩爌、钱龙锡不想得罪太多的人,只开列了四五十个人的名字上报给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看了这个名单,很不高兴。命令他们把该列为从犯的人全部开列报给他。并且警告说:’这些人都要严惩,最轻的也要削职为民。’办案官员听了,便增加了几十个人的名字报给他。崇祯皇帝一看,大发雷霆地说,给你们讲了几次,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命令办事?崇祯皇帝接着说,你们必须给我把全部名单报来。不但要全部报,还要按照罪行的轻重,分为称颂、赞导、速化三个等级。停了一下,他又说:魏忠贤只是宫廷里的一个太监,没有宫廷外面的官员阿谀奉承,他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对魏忠贤阿谀奉承的人,与魏忠贤内外勾结的人,全都给我列进去。另外,你们记住,太监里面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也要列进去。办案大臣说,宫廷里面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呀。崇祯怒气冲冲地说:’什么不了解情况,你们是怕得罪人!’过了几天,他把那几个办案大臣叫道宫中,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包着不少奏疏的黄色包袱说:这里面是魏忠贤逆党的犯罪事迹,牵涉到的人,不管是谁,都以逆党论处。事情到了这一步,办案官员知道,他们已经无法改变崇祯皇帝因言定罪的决心了。于是就说:’我们都是一介书生,教教书、搞点咨询什么的还可以,法律方面的知识,我们很欠缺,谁的罪重,谁都罪轻,我们吃不准。这个案子我们办不好。’崇祯皇帝便叫吏部尚书王永光过来,问他:’你是吏部尚书,他们不懂,你总该懂吧。’王永光说:’考察和任免人事方面的法律我确实很熟悉,但刑事方面的法律我也不懂。这件事我也干不好。’崇祯皇帝于是下令刑部尚書乔允升给这些人定罪。乔允升推脱不了,只好承担下来。壬子那天,崇祯皇帝把办案官员和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叫到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为什么不在逆案名单中?’办案官员回答说:’这两个人没有追随魏忠贤和与魏忠贤相互勾结的事实。’崇祯皇帝说:’张瑞图的字写得好,受到魏忠贤的欣赏,来宗道在祭奠崔呈秀的毌亲时,祭文中有”在天之灵“的字句,这就是追随首犯的罪行,是重罪。’崇祯皇帝又问:’为什么不给贾继春治罪?’办案官员回答说:’贾继春早先建议要善待李选侍,人还是比较厚道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他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崇祯皇帝说:’这不是反复无常吗,反复无常就是小人。’于是,办案官员在结案报告中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以前的奏疏中没有列入的各级官员六十九人并分别定了罪。这个逆党案,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泛,崇祯皇帝认为应该列为逆党的,几乎没有遗漏一个。”

  朱由检选择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三月十五日,发布了对“逆党”案的处理结果:

  “崇祯二年三月,帝为诏书颁示天下。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呜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风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明史*阉党》)

  至此,案件取得了“完满的成功”。其时,朱由检还不到十九岁。少年天子的“雄才大略”,由此可见一斑。

  在不少“史学家”的著作中,“钦定逆案”是朱由检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而朱由检则因打造了“钦定逆案”这个政绩工程,被这些“史学家”誉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

  这边说要“据法依律,无枉无狥”,那边却硬要“因台谏言定逆案”,这就是朱由检的“英明伟大”。有了这样“英明伟大”的圣上,天理、国法、正义、公道也就无需挂齿了。

  几百年来,魏忠贤一直被定位为一个无恶不作、罪大恶极的千古罪人。是一个有着强烈犯罪癖的心理变态者。但他究竟犯有什么具体的罪行,专家、学者、作家们大多语焉不详。没有人举出过一个完整的、证据确凿的、有史可考的案例。最流行的说法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痴迷于干木匠活,不理朝政。大小事务,一概交付魏忠贤处理。魏忠贤则假传圣旨专干坏事。有人甚至言之凿凿地说,朱由校的木匠手艺,属于大师级水平,他制作的一个缩微乾清宫,其结构比例、内外装饰与真正的乾清宫一模一样,巧夺天工。这些说法的唯一证据,是《明史*宦官二》中的这段记述:“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但这段记述是否属实,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属实,那么,对于皇帝的特殊爱好及“积岁不倦”的经常性活动,就必然会在《熹宗本纪》、《熹宗实录》和众多当朝大臣的《列传》中有所反映。但整部《明史》,只有《明史*宦官二》中的这几句话,说到了朱由校对木工、油漆工的爱好及爱好的程度,在别的篇章中,却找不到蛛丝马迹。也就是说,这段记载没有任何旁证,只是一个孤证。当时经常出入宫廷、与朱由校频繁接触的各部大臣,大多有著作存世,也没有听说过谁的著作中,有关于朱由校“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的记述。此外,紫禁城中,至今没有人发现过朱由校的任何木制作品,也没有发现朱由校“斧锯髹漆”的一丝半点的遗迹。实际情况可能是,朱由校的确对木工、油漆有较大的兴趣,有时甚至会以木工、油漆作为消遣,但绝对不至于“积岁不倦”,痴迷到不理朝政的程度。朱由校木工制品“巧夺天工”的说法,就更不可信。纯熟精到的木工手艺,非经长期磨练不可。而朱由校并不存在长期磨练木工手艺的基本条件。朱由校不满十六岁就当了皇帝,当上皇帝以后,差不多就是“日理万机”了。而登基之前,他只是一个少年儿童,玩玩木工有可能,练,恐怕就谈不上了。一部几十万字的《熹宗实录》,差不多逐日记录了朱由校在位期间的全部活动。我们从《熹宗实录》上可以看到,他经常临朝听政;经常在宫廷里召见或接见各部官员,研究对策;经常听取官员们的汇报,批阅官员们的奏疏;经常听大学士的讲读;不时出宫巡视。但就是没有他做木工的记录。也没有他不理朝政,大小事务全都交付魏忠贤处理的记录。根据《熹宗实录》的记载,朱由校与各部官员的接触十分频繁,与官员们的交流也非常畅通,魏忠贤要假传他的圣旨,背着他私自任免和处置省部级的官员,是根本办不到的。实际上,魏忠贤一直视朱由校为自己的再生父母,绝对不会违背朱由校的意愿办事。朱由校去世时,他的眼睛都哭肿了。

  《熹宗实录》是崇祯朝的内阁首辅温体仁负责编修的。温体仁曾经被朱由校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和南京礼部尚书,对朱由校有过切近的观察和了解。《明史》是清康熙年间的万斯同主编的,万斯同生于1638年,明朝灭亡时,他还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他对明朝宫廷及对朱由校的情况的了解,不可能比温体仁更清楚。《明史*宦官二》中的这段记述,显然采自民间传闻,而不是采自宫中的文字记录。

  魏忠贤究竟犯了什么罪?笔者在《魏忠贤的罪与罚》一文中作过讨论。笔者发现,几年前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犯有二十四大罪,基本上查无实据,被朱由校驳回;朱由检上台以后,钱嘉徵上《劾逆珰疏》,说魏忠贤犯有十大罪,也因空洞无物、不得要领,没有被朱由检当一回事,反而受到朱由检的斥责。朱由检的“钦定逆案”,没有采信杨涟和钱嘉徵所说的任何一项罪行,更是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杨涟和钱嘉徵的指控的不足为据。朱由检为了清除魏忠贤,不得不另辟蹊径,给他定了一个“逆党”罪。

  朱由检给魏忠贤定“逆党”罪,是不是就比杨涟和钱嘉徵更高明、更恰当、更实事求是呢?不。把魏忠贤定为“逆党”,说魏忠贤犯了“逆党”罪,既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

  逆党,就是叛逆之党。叛逆,当然是对皇帝的对抗和反叛。魏忠贤有什么叛逆行为?叛逆了哪一个皇帝?叛逆了先帝朱由校吗?没有。魏忠贤对朱由校忠心耿耿,朱由校对魏忠贤的信任始终不渝。朱由校去世前七天,还亲口嘱咐朱由检重用魏忠贤。《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第二天,又当着全体内阁大臣的面说:“忠贤忠贞可计大事”。在当时的魏忠贤身上,哪有叛逆的影子?叛逆了当今皇上朱由检吗?没有。朱由校去世后,魏忠贤亲自迎请朱由检继承皇位,对朱由检关爱备至。朱由检即位不到半个月,贡生钱嘉徵就上《劾逆珰疏》,指控魏忠贤犯有死罪。魏忠贤没有利用职权对钱嘉徵采取任何打击报复的行动,甚至没有辩解,而是“哭诉于上”,并当即请求辞去总督东厂的职务。从此,大小事务不再染指,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钦定逆案”公布判决书,朱由检也没有指出魏忠贤说错了什么有涉叛逆的话,做错了什么有涉叛逆的事。叛逆又从何说起?

  没有叛逆行为也没有叛逆意图的人,被定为犯有“逆党”罪,在常人看来,是没有道理的,是荒谬可笑的,是不合逻辑的。但朱由检认为,这既不好笑,也不荒谬,并且符合逻辑,符合“皇帝的逻辑”。

  “钦定逆案”的荒谬其实还不止这么一点。

  与魏忠贤并列的首逆客氏是什么人?是被朱由校封为奉圣夫人的朱由校的奶妈。朱由校与她的关系,用“情同骨肉”四个字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长期身居深宫,从不过问政事,也从不与文武官员交往。人们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把她列为首犯,岂不搞笑?

  “逆党”,当然是一个“党”,有头头,还有党徒,即朱由检所说的同谋。魏忠贤“逆党”的党徒有多少呢?经过一年多的“侦查”,朱由检说有六个。“首逆同谋”的六个人,崔呈秀是刚任命不久的兵部尚书。魏良卿是魏忠贤的侄子,原来是一个农民,朱由校给了他一个锦衣千户的职位。在宫中负责过基建工作,得到朱由校的赏识,后被封为宁国公。侯国兴是客氏的儿子,原来也是农民,后来被朱由校任命为都督。另外三个人是与魏忠贤相好的一般太监。要说这六个人反叛过或曾经预谋反叛先帝朱由校,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要说这六个人已经反叛或准备反叛当今皇帝朱由检,则没有丝毫的证据。薛冈《天爵堂文集*丑寅闻见志》有这样的记载:“(魏良卿被捕后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珰侄,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可见,所谓魏忠贤的同谋,不过是魏忠贤的亲友而已。把一顶“党”帽戴到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点滑稽?

  照理说,“逆党”案中的案犯,犯的必然是“逆党”罪。但朱由检说,该案中另外的两百五十多名案犯,都没有犯“逆党”罪,他们犯的是“交结近侍”罪。在朱由检看来,马嘴对在牛头上,没有什么不可以。

  “钦定逆案”立即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执行。但朱由检的这个“钦定逆案”是不是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呢?没有。

  《明史*阉党》中有一段精妙的记载:“案既定,其党日谋更翻,王永光、温体仁阴主之。帝持之坚,不能动。其后,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部内闲住通政使周维京,罪至谪戍。其党乃不敢言。福王时,阮大铖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于是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陛、郭如暗,御史周昌晋、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国亡乃止。”

  “其党日谋更翻”里的“其党”,并不是所谓的“逆党”。因为所谓的“逆党”,已经被朱由检“尽入之”,一网打尽了。这个“其党”,显然是指对“钦定逆案”持异议的那些人。对“钦定逆案”持有异议,并主张平反的,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党”,足见对“钦定逆案”持有异议,主张平反的人不在少数。“日谋更翻”,则说明那些人对“钦定逆案”持有异议,主张平反的想法,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之念,而是郁结心头,挥之不去的一项精神负担,被这些人认为是一项道义责任。尽管“帝持之坚,不能动”,并且,“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和应喜臣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荐“逆党”成员霍维华、周维京出来任职。说明被打成“逆党”的人物,其才能和声望仍然受到人们的推崇。直至朱由检恼羞成怒,将推荐“逆党”的人统统“谪戍”,异议者才“不敢言”。但朱由检死后,为“逆党”平反的呼声又高涨起来。终于出现了“福王时,其案始翻。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陛、郭如暗,御史周昌晋、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的局面。而“其党”的代表人物,都是些什么人呢?吏部尚書王永光,是朱由检亲自点名的“钦定逆案”的专案小组成员,温体仁是朱由检钦点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张捷、唐世济是朱由检亲自提拔高级官员。这些人都不是“逆党”成员,都不是魏忠贤的追随者,甚至不是魏忠贤当红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钦定逆案”是得民心还是不得民心,也就可想而知了。

  朱由检不亏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要打造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

  朱由检的政绩工程,主要是在人事上做文章。并且,旗帜鲜明——对人不对事。他不断地提拔各级官员,又不断的贬谪和处死各级官员。魏忠贤是被他处死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

  朱由检当了十六年零六个月的皇帝。在这十六年零六个月当中,他先后任命了五十多个大学士(相当于总理、副总理),有十四个人担任过兵部尚书。五十多个大学士中,绝大多数被朱由检分别处死、流放、关押、革职。全身而退、寿终正寝的没有几个。《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记载:“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另据《明史》中的有关《列传》记载,十四个兵部尚书中,崔呈秀被判死刑(判刑前已自杀);陈新甲、熊文灿被弃市;王洽在狱中关押至死,死后被判处死刑;梁廷栋、张凤翼、杨嗣昌因怕被朱由检处死而服毒自杀,其中两人死后仍被判处死刑;王在晋、申用懋、熊明遇、傅宗龙被革职;张国维先被革职,后被逮捕。冯元飙为规避风险辞职。只有张缙彦因为任职不久,朱由检就自杀了,在任内没有受到处罚。除此之外,被朱由检处死的总督和巡抚,有名有姓、有史可考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包括袁崇焕等抗清名将。崇祯年间,被朱由检处死、流放、关押、革职的官员总共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最保守的估计,当在千人以上。《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载:“帝命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边失机,曰残破城邑,曰失陷籓封,曰失亡主帅,曰纵敌出塞。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这只是朱由检铁腕统治的一个例子。与这个例子相对照,“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显然是太轻描淡写了。

  这就是朱由检光辉的政绩。

  如果说,魏忠贤等人的被处死,是因为他们属于“逆党”。那么,后来被朱由检处死的官员,就只能被称作“朱由检党”了。因为被其处死的这些官员,无一不是发誓为朱由检效忠的,无一不是受到朱由检的提拔和重用的。当然,按照朱由检的逻辑,把他们称作“逆党”,也未尝不可。

  “钦定逆案”大功告成以后,被魏忠贤们把持的国柄,当然回到了朱由检的手里,被魏忠贤们扰乱的朝纲,当然得到了“拨乱反正”。朱明王朝是不是从此就焕发了生机、天下从此就太平了呢?没有。境外,满清人日益强大,虎视眈眈。满清人的铁骑比过去更经常、更深入地在中原大地驰驱。境内,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群盗满山,四方鼎沸。”

  “钦定逆案”落幕了,朱由检一个又一个的政绩工程落幕了。朱由检笑了,东林党笑了,朱由检政绩工程的暂时获益者笑了。但笑得最开心、笑声最响亮的,是对明朝有着“七大恨”的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他的笑声,至今还回荡在历史的夜空。

  假如你对折腾两个字的含义没有较为透彻的理解,那么,细细体味一下朱由检打造的这些政绩工程,就一定会有所领悟。“钦定逆案”,是帝王式折腾的经典之作。

  “钦定逆案”落幕十五年之后,朱由检与魏忠贤殊途同归,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不同的是,魏忠贤是酒足饭饱之后,在一个温馨的宾馆客房里从容赴死。朱由检则是在雨雪飘零的深夜,惶惶如丧家之犬,在遍地泥泞的后山上命赴黄泉。

  《明季北略*卷二十》记载了朱由检自杀前两天的情况:“十七乙巳,上早朝,召文武诸臣商略,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策。或言冯铨当起,或言霍维华、杨维垣当用……上皆不应。俛首书御案’文官个个可杀’,密示司礼太监王之心,随即拭去。……是旦,午门内外,寂无一人。……上问守城事如何?国桢伏地哭奏曰:守城军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奈何。皇上泣曰:诸臣误朕至此。于是,一时文武及内官数十人,相持恸哭仆地,声彻殿陛。……十八夜……遍召所御妃嫔数人,俱亲杀之,复遣宫人逼张太后娘娘速死。……少顷,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门。时已三更矣。手持三眼枪,杂内监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至齐化门,内监守门者,疑有内变,将炮矢相向。不得南奔,乃从胡同绕出城上。望见正阳门城上,已悬白灯笼三碗,白灯笼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缓急也。知大事已去。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第问计,而纯臣独在外赴宴,阍人辞焉。上叹骂而去,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将曙矣,乃回。……(三月十九)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散遣内员,手携王丞恩,入内苑,人皆莫知……”

  《明史》曰:“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致亡之本究竟是什么,朱由检是永远不会明白的。

  作者:汤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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