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中国民主化路径简析

  要有效推动中国政治变革,就必须系统考虑国内各类进步力量的培育和聚合,就必须系统考虑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整合。英国学者Gary D. Rawnsley发现,新闻传媒、宗教组织和社会运动是促使非民主国家政权变革的三大力量,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律未必适用于中国。

  中国政治生态分析

  媒介生态

  中国的新闻理论主要承袭前苏联的馬列主義新闻观,而且半个世纪来没有

  与时俱进,导致今天中国的新闻教育和实践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如今新闻媒体依然是中共的“耳目喉舌”,是体制内的管制工具。官方媒体的负责人都是执政党任命的,半商业化的新闻媒体仍囿于制度枷锁之中。

  中国的新闻宣传不同程度地违背新闻传播规律,传统媒体既不能反映人民的声音也不能维护公共利益,导致其公信力持续下降。2009年我对129人的访谈显示,根本不相信中国官方媒体的占17.8%,半信半疑的高达47.3%,基本相信和完全相信者仅占34.9%.

  中国的网络媒体是最能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平台,是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首选媒体。有人甚至乐观地认为,网络必将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网络监管与封锁技术是世界一流的,而且网络实名制的威胁正在逐步增加。

  (二)社会运动

  西方曾有学者预测,中国即将进入多元化社会治理时代。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过于乐观,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

  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要务就是打破原有的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元化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社会网络共同参与,民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仍处于萌芽阶段,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对“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的制衡不够有力。笔者认为,个中原因有三:

  一是能够担当思想启蒙和组织领导的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数量不足。目前中国虽有部分“活跃公民”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但这些声音依然微弱,而且因缺乏传播平台和传播素养而难以发挥更大效力。

  二是中国缺乏“社会组织”承担“力量集结点”的功能。在目前的中国,非政府组织(NGO)的成立仍然受到政府严格限制,已在运作的非政府组织缺乏人才和经验。宗教力量虽已快速发展,但大多数还处于半地下状态。新闻媒体、教育机构从整体上讲仍然是现行体制的维护者而非反对者。

  三是中国仍然缺乏制衡当权者的群众土壤。虽然中国的官僚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但根据美国Pew研究中心2008年7月22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在24个被调查国家中,“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国家发展方向持最为乐观的态度,在受调查的二十四个国家中名列第一”。

  (三)国际环境

  西方社会无法接受社會主義中国,国际上以人权为借口打压中国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效果并不明显。西方对北京奥运会的掣肘和对西藏问题的干涉,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力度。这一点不仅超出了西方社会的预期,就连中国境内外的某些“异议人士”都感到意外。

  国际上有不少以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但遗憾的是这类组织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其中部分组织只为自身生存而打拼,为吸引眼球而做秀,为募集资金而炒作。而且,这类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构不成实质性威胁。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似乎是最了解中国的。

  二、中国民主化路经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西北大学的唐·舒尔茨(Don. E. Schultz)教授等人提出了整合营销传播(IMC)的概念。从其诞生与发展看,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商业营销理念。而笔者的兴趣和愿望则是改造并提升IMC理论,使其同时适用于非传统商业营销,如政策倡导、区域营销、政治传播等。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将IMC用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内部整合

  用整合的观点分析中国的民主进程就必须全盘考虑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进步力量,必须综合考虑知识精英、社会精英、新闻媒体、宗教团体、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普通民众等各种力量的整合。

  列宁的组织理论指出,“先知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们试图促使“大众”进一步觉醒,以推动社会变革。但是,“大众”的觉悟却只能在“亲身经历”中逐步提高。只有加以时日,或借助策略性的触动,“大众”的觉悟才能升华到“先知者”期待的水平。而在这个过程中,“先知者”必须强化和“大众”的联系,并赢得“大众”的认可。

  人类历史表明,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在精英的策动下完成的,而目前的中国尚缺乏这类能够带领民众完成改革大业的领军人物。这类缺乏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目前的中国还缺乏足够的“力量集结点”。没有高度组织化的、深受大众支持的社会网络,中国的社会变革就很难有效推进。为此,一方面各界精英人士要利用体制内外的各种渠道促使政府降低非政府组织的成立门槛,另一方面要协助现有非政府组织加强能力建设。

  中国的宗教组织很难担当推动中国民主化的重任,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态决定的。有人指出,媒体自由是中国转型成本最小的选择。而笔者认为,虽然个别新闻人和新闻媒体偶尔会有大胆言论发表,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的传统媒体不可能担当改革的急先锋。

  中国的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民主进步的阻力。原因很简单,目前的政治体制促成了部分资本家的暴富,而要维护和扩大其利益,就更需要政治与社会稳定。美国维吉尼亚州老多明尼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陈杰在中国的调查表明,中国的中产階級和非中产階級都支持差额选举,但中产階級对多党制选举方面的支持率还没有非中产階級高。

  (体制内外的)活跃公民和先进媒体将是中国民主进步的主要鼓动者。中国政治改革的速度将主要取决于二者素养的提高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取决于他们的启蒙与倡导能否得到其他改革力量的认同与支持,取决于二者结合所催生出的民意的强大程度。

  内外整合

  首先要从“整合”视角看待中国境内外的民主力量。中国决不会屈于外部压力而改变,中国的民主进步必然是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领导人表示,要改变中国就必须和普通中国人接触,而欧洲某些国家的做法则事与愿违。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只能依靠中国人,外力干涉如果不能与中国民众的利益诉求相吻合,就很可能无济于事甚至会起反作用。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市场的日益开放,国际势力抵制中国的效果日趋衰微。明智的做法是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并在交流合作中设法影响中国决策者的管治理念(这是西方某智库给政府的建议)。同时,国际力量保持与中国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的交流合作,帮助他们提升思想观念、提高组织运作能力。这是中国建设“公民社会”、制衡“政治社会”的最佳选择。

  在与中国交往时,如今外部势力愈来愈倾向于运用国际道义和非政府组织这两种武器。但这些武器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外部力量是否能够符合中国公众的利益诉求。如果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帝国”力量只是为了拓展其统治疆域而向中国施压,“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只是他们要挟中国的一张牌,那么,中国民众就必然会起来反抗外部“侵略”。这时外部施压就会起到反作用:中国内部会更加团结,民众对政府会更加支持。

  (未完待续,《新世纪》2010年1月4日首发)

  作者:毕研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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