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保罗:如果民主可以当饭吃,谁还可以抗拒民主?

  如果我们对中国社会进行民主运动的社会条件做一简单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当前的条件实际上远比以前更为优越,因为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在发展迅猛,在一定的意义上解决了原来的一些社会基本矛盾,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彻底的,而且它还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基本问题,这种基本的社会问题,在严重程度上并亚于以前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烈。同时也应该承认的是,社会各界对于民主化的认识也越来越清醒。而互联网的存在更为人们加强联系,表达自己的意志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在这些有利的形势和条件下,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远远没有达到如火如荼的水平。这是为什么?

  反对政府与不接受民主化的原因何在?

  应该承认,今天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民主化,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民主化。而是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支持,更多的人实际上是处于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中间状态。如果我们来对当今中国社会反对实施民主政治的群体做一个分析,并不难发现:这个群体的人数实际上并不大,其中除了少数既得利益者和极其愚昧的人及其喜欢拍马屁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要反对民主政治,而是要混饭吃。比如说那些下层的警察、保安等等,他们实际上就是政府反对民主的执行者。他们的饭碗是政府给的,不得不为政府而卖命。否则就没饭吃了。所以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独立的“经济人格”,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保持独立的“政治人格”,他们不得不“吃人血馒头”。实际上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真正要出卖良心的人并不多,他们实际上是被迫支持政府。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无需赘述。

  如果民主化可以当饭吃——可以使这些为了填饱肚子的人一看就知道可以填饱自己的肚子,可以使这些人根本不必被迫支持政府,再也不必担心因为不支持政府而没饭吃,那么这批人就不会坚决支持政府,甚至于有一部分立马起来革命,反对政府。因为从内心上来看,实际上谁都并不愿意丧失自己不可丧失基本的权利。民主化正是要恢复这种被剥夺的基本权利。而这些反对民主化的执行者起来支持民主化了,则政府的统治还能维持吗?不说大家也明白。

  再来看游离在中间状态的中间阶层,这个群体的人数极为庞大。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真心支持政府,也没有公开支持民主化。原因非常简单:政府的行为造成了他们今天的困难,或者是不能解决他们当前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保障等等基本问题,而民主化也不能使他们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君不见即使是民主化很多年的国家,经济仍旧是一团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来支持民主化?而这些人起来支持民主化,何愁民主化不成?即使这些人不是公开地支持民主化,而只是以不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来支持民主化,则政府都无法应对。

  同样,对于政府而言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你使得人们生活困难,或者并不能解决人们原来的基本困难,比如说就业难、看病难、读大学难、买房难、养老难,可是却又指望人们不反对你,而是继续衷心拥护你,继续跟着你走,而且根本看不见前景,岂不是太可笑了?如果你解决了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而反对你的民主派却没有,民众会被民主派“忽悠”起来反对你吗?请不要忘记列宁也曾说过,如果几何公理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否定,何况几个秀才的造反?

  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基本的民生问题——如果民主化可以当饭吃了,或者相反,如果专制可以当饭吃了,那么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对于民主运动而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民主的基本问题,以获得民众的支持。通俗地说,也就是让民主化可以当饭吃(其实这也是民主化的唯一最终目标)。有人以为,其实现在的民主化理论已经可以“当饭吃”,比如说它可以解决贪污问题——在现代民主化的框架下,贪污是可以得到清除的。不可否认,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解决了贪污问题是不是就不必被迫支持政府了?是不是人们就不必担心自己的经济问题了?显然不能这样说。尤其是中国社会的问题,绝对不是治理了贪污就万事大吉的。应该看到,有一些民主化国家的经济直到今天还是一团糟的,其民生的基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又说明了什么?

  其实,对于政府而言也是如此,要维护统治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搞好基本民生,而不是打压反对政府的力量,指责他们是敌对势力,把他们关进牢房、赶出国门了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一味打压可以解决问题,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民主国家了)。所以不解决解决基本民生问题,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且退一万步来说,专制制度存在的理由,至少在台面上也只能是让民众的基本生活(生老病死)得到保障。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或者这种问题的解决,并不需要专制制度,它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相反也是,如果专制可以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真正解决“生老病死”问题,谁还会反对政府?谁还能反对政府?须知,克林顿出轨,美国民众不是也没有弹劾他吗?

  改变中国政治的基本主张应该可以“当饭吃”!

  那么一个社会的基本民生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尤其是中国的基本民生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换句话说,民主化是否可以当饭吃?专制是否可以当饭吃?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只是人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这一点。笔者在《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张王牌》一文中,已经从农民工的角度,对此作了简单的说明。在这里,我们再以大学生就业问题为例做一简单的说明。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学生就业与生活保障及学费问题,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社会难题。大学生(包括一定的研究生),现在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家庭。而绝大多数的家庭是没有能力来支撑大学生的基本生活的,因此大学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的生活非常困难。前些年的马加爵杀人和几个月前上海海事大学的学生自杀,实际上都是由此而引起的。而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和大学生的学费,更是一般家庭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

  应该承认,在当前解决模式的框架下,也就是采用社会救济保障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大学生的上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对大学生实施救济保障需要资金。中国目前的大学生在校人数在3000万左右(今后还会增长),如将其它职校的学生也包括在内,人数更为庞大。对这些人实施社会救济保障,每人每月500元人民币,则每年就需要2000亿;而每月500元实际上根本不足以使大学生可以在城市维持基本的生活(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2008年,中国农民的纯收入平均是5000以上,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这一数字的三倍,所以每月500元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可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来计算,2009年13亿人的社会保障收入不过才1.5万亿人民币左右。拿出其中的大约13.3%来救济只占人口总数2.3%的大学生,是不是合理?难道其他人的社会保障就可以不顾了吗?显然是不可以的。而大学生的问题,除了基本生活之外还有其它的问题,例如医疗保障、毕业之后的就业保障和学费保障。如果计算上这些,则资金需要量极为惊人,远远超过了1.5万亿(笔者估计至少每年至少需要2万亿,也就是说,全部社会保障资金全部用于大学生救济保障都不够)。

  那么政府是否可以另外拿出资金来支撑社会保障?答案是可以的,尤其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不应该是社会的某些政治集团的企业,它们的利润应该全部拿出来反馈给整个社会。可是这些企业的收入有多少?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6万亿人民币多一点。不可否认,在这些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被政府的不合理开支(即所谓的“三公”消费)浪费了。但是笔者估算,相对于目前中国人口和物价水平而言,中国社会保障所需要的启动资金为15万亿人民币左右,之后每年至少需要投入10万亿(其中对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的基本保障就需要至少4万元;涵盖全部民众的医疗和养老保障至少需要3万亿,住房和基本福利3万亿)。可见,即使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没有被贪污浪费,全都用于社会保障,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根本不可能解决。所以指望政府来通过救济保障的模式解决大学生社会保障问题,根本行不通。

  不过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大学生实际上并不需要有限救济保障,并不需要施舍,而需要全面援助保障。道理非常简单:大学生的这种困难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只要他们捱到毕业、找到工作,他们的问题就不复存在。虽然现在虽然有一些大学生毕业之后不能及时就业,可是这不是永久性的,而是暂时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在毕业时的就业率,一般都在70%左右(除非极个别国家,如北朝鲜等),不过随着毕业时间的延长,大学生就业率就会节节上升,统计表明,一般在毕业之后12个月,99%的学生都可以找到工作,除非不找工作。所以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大学生年年毕业的。可是绝大多数大学生并不能等待12个月,因为他们没有收入,必须仓促就业。

  由此可见,应该对大学生应该实施全面的社会援助保障,而不是有限救济保障,更为具体而简单地说也就是:

  a.    社会保障体系在大学生进入大学开始就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可参照毕业三年后市场工资标准),一直到毕业、找到工作为止(或毕业之后十二个月左右);

  b.    等他们毕业、找到工作,形成还款能力后,再像纳税一样逐步偿还所预支的工资、利息及其服务费给社会保障体系;

  c.    如果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或者未来的收入低于贫困线,可以全部或部分豁免还款责任,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还款责任;

  d.    减免大学生的部分税费。

  在这种社会援助保障模式下,不仅大学生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且他们的生活、就业和学费问题都不复存在,大学生的问题就从根本上立即彻底解决——无论大学生人数有多少,都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还可以节约巨大的资金,因为在这种援助保障模式下,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实际上都可以用自己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除非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而这种意外的比例极低,根据联合国的伤残人士统计标准,一般不会超过人口的5%,而且在这5%之中,还有许多人是可以康复的。所以这种模式完全是利民利国的(关于社会援助保障的实施模式及其可行性,如资金来源、援助模式、呆账和坏账处理及其管理等问题,笔者已在其它文章中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实施大学生社会援助保障,是完全符合大学生根本利益的,任何政治力量,无论是政府还是反政府的力量,主张实施这种模式来解决大学生问题,都必定会获得绝大多数大学生的衷心支持。而且哪一种政治力量首先提出这种主张,都就会占据政治上的主动。也就是说,如果主张民主化的政治力量主张对大学生实施全面援助保障,那么民主化对大学生就不是空谈,而是可以立即产生实际效益的主张——民主化就可以当饭吃。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就会衷心同情甚至于公开支持民主化。相反,如果政府首先实施这一模式,对大学生进行全面援助保障,那么至少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在这一点上,暂时不会与民主派结盟,站到政府的对立面来反对政府。

  政治家必须注意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当今社会的各种政治主张进行认真考察,并不难发现,由于离民众的实际生活有着距离,任何一种政治主张,都还没有真正为民众所接受。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政府的反对派。上海著名演员周立波在他的海派清口演出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对于政府所提出的所谓“叁個代表”态度:什么叁個代表,我们只知道另外三个表,这就是水表、电表、煤气表。这虽是调侃,却也道出了一般民众的真实心理状态。而民主化也在中国实际上遭遇着同样的情况。更为确切地说,中国的民主理论需要对实现民主的目标进行反思——民主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好东西,可是如何实现民主?也就是通过什么模式来实现民主?这是一个不能不解决的关键问题。惟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以真正实现民主。

  所以,任何政治力量(无论是民主化还是坚持专制,无论是要求独立自治还是坚持政治统一,无论是坚持宗教自由还是主张无神论),在中国当今社会,都必须注意具体化,都必须和当今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结合在一起,都必须能够解决当今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否则是没有前途的。更为确切而通俗地说,政治主张应该在注意理想的同时兼顾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忽略民众的基本社会保障,是根本行不通的。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力量提出对大学生实施全面社会援助保障,必定会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且谁反对这种主张,谁就会直接把自己推到3000万大学生及其家庭的对立面,因此它是一种根本无法反对的政治主张——反对这种政治主张是极不明智的,无异于政治自杀。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施大学生全面援助保障,必将使中国社会产生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其意义绝对不亚于1949年的土地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它完全应该是各种政治力量必须努力追求的目标。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在自己的政治主张中绝对不可忽视对大学生实施全面的社会援助保障。

  作者:孔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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