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万物生长靠太阳

  ——刘晓波获诺奖的思想意义

  整部中国的政治历史就是皇权专制的暴虐史,从古到今,历代的封建皇朝,直至今天的共产党红朝,统治机器大多既残暴又恐怖,并且辅以东方式的攻心奴役,使得被统治者成为心服的奴才。

  专制统治当残暴到相当的程度必然会激起农民反抗和起义,中国历代的农民无数起义其结局,大多是出局,即使有成功者最终又都复归于专制的封建皇朝。中国的历史,按鲁迅的说法,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的交替进行。且看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朝的黄巾军,晋朝的孙恩、卢循起义,隋末的瓦岗军,唐末的王仙芝、黄巢,北宋的梁山泊好汉,元代的白莲教、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清末的长毛、义务拳匪等等,无不如此。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在大陆夺取政权,其实质也是一场农民起义成功之后的朝代更迭,亦即中国的农民从坐不稳奴隶位置到坐稳了奴隶位置的立场转变。

  由此,“中国的历史是停顿的”,西方学者如此评说。

  从思想史上讲,中国的思想是礼治秩序与逍遥无为的混合物,它无法为现代的宪政民主政治提供养料,在此类思想引导下,中国的国民只能是主-奴根性的集合体,是一盘散沙,是缺乏拯救的形而之下的苟活体,亦即没有足够阳光照耀着的阴性植物成长,先天精神营养不足,生存在信息相当封闭的自组织生命体系内,也就是人治的社会。

  说起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理念,是自古希腊和希伯来以来西方文明的巨大贡献,而中国文化恰如先天缺钙,诚如韦伯论述的,无法支撑起现代文明的大厦来。中国的图腾太极阴阳鱼所表示的就是如此,轮回运转,四面八方全都是均衡对称的,没有对称性的破缺之处,也就是自组织没有向前推进的方向和力量,缺乏进步蕴含。

  反映在民众抗击强权的斗争上,任何的革命和武装起义,都是需要精神原料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大多是采用平均地产的民粹主义,或利用道家文化,或是佛教文化,有的、更多的是靠巫术、方术、迷信。

  但是巫术、方术、迷信之类是一种原始的思维(列维-布留尔语),是人类历史早期的处于生存条件低劣境遇的思想形态,原始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一片混沌,“理念是作为沉睡在自然的外在性里的自在存在的精神。”(黑格尔:《精神哲学》)。沉睡着的原初形态的精神怎么能指引人们走上高级的社会形态?遗憾的是在中国,民众抗暴斗争所引用的原始思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延续,如鍅耣功所张扬的“真、善、忍”即是。

  原始思维必然缺乏民主和自由的任何含义,因为民主和自由是社会发展个性化的必然产物,而与中国文化价值核心的混沌一气的抱团合群的“天人合一”的方向相反。

  我们从鍅耣功的“忍”——这个字就反映出问题性质来,它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词典解释,它就是耐,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形声。从心,刃声。本义忍耐、容忍)《说文》 忍,耐也。——《广雅》又如忍事(以忍耐态度面对各种事情);忍容(容忍);忍顺(忍耐顺受;忍耐顺从);忍从(忍受顺从);忍羞(忍受羞辱);忍气(忍受别人的欺侮);忍垢(忍受污垢);忍丑(忍受耻辱);忍耻(忍受耻辱);忍痛(忍受痛苦) 抑制;克制,——纵观其实质是放弃个人的权益。又如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忍让:当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将你的右脸也转过去被人打。

  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忍性,就是奴性的表现,我们凭常识就可以判断出,忍心十足的人士是不需要,也不会热爱民主和自由精神的,正如这次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候所表现出的那样,练习鍅耣大法功夫的人士大多表现出冷漠无情,于己无涉,极力回避的态度。

  民主这个理念的价值就该对“忍”的否定,落实于个人权利之上,因为唯有一个个独立的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组成的社会,民众才会萌发民主的诉求。缺乏个人意识的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精神,中国国民的恰是如此,这也凸显了。国民的启蒙、引导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所幸的是,在这个看似密封的铁屋子终于被外界的阳光所射入,从屋内发出了响亮的正义呐喊。今天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了刘晓波先生,以表彰他为中国的民主和平事业所作出的杰出成就,同时也是他对为人类进步事业,即精神性事业上的成就的表彰。

  在诞生过无数思想巨人的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称呼刘晓波为“哲学家”,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刘晓波先生之所以拿出大无畏的精神来对抗强暴无赖的中共政权,确是以思想高深境界的练就来促成其行动的大无畏和精神的自由度。

  余杰就已看出了,刘晓波在道义价值上之重要性:早在十年之前,刘晓波便开始思考“拿什么来对抗中共”这个命题。他认为,“陆肆”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然而道义巨人是需要由思想来指点的。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使得人们总是倾向于道德方面的考量,而偏失于智慧的力量。但是正如奥地利的《标准报》指出的:“中国如果想利用国民的智慧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富裕,中国就需要象刘晓波这样的自由思想者。”

  刘晓波深深地领悟到:“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

  为此,刘晓波先生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抗起这块道义的大梁。他扛起马克思的不妥协的批判旗帜并继承其实践精神,把探寻真理与进入地狱紧密联系起来。练就了思想高度之后,为了真理、为了自由,为了信仰,为了自我实现,那怕到了地狱的门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进去,他真诚地践行了思想的诺言,前后有四次投入了中共为他设下的地狱。

  巴斯卡说过:“人不过是芦荟,但却是有思想的芦荟。”人以头脑强大且以思想取胜的动物,而非动物般的行动的特长,人的价值就在于主体性意义,其终极之处就在于有头脑会思想,能够反思自身,这当然是西方人惯用的价值观。

  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人的进化历程并不呈现同一性,速度非均衡地分布在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之间,从而在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文明拉开了显著的差距,这样,人在与动物相比上,其优越性在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也是不相对等的。

  人的行动需要把欲望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须要三思而行之,而思考就离不开观念。“文明之间的差异不是人与人之间欲望的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观念差异造成的。”(刘军宁)可见观念的重要性,对于从事民運的人士来讲,如何对待思想观念现状的立足点和态度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

  中国人性情之浅薄向来不以思想为重,做事凡以经世致用为至上,须立竿见影地体现出效用来。大凡从事革命工作的活动人士,更是偏重自身社会活动能力的强项出发,着眼于行动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孙中山在搞革命的时候曾说:“知难行易”,强调凡事以行动为先导,这在当今海外民運界人士中也颇为常见,某些重量级的民運人物挂在口头上的常用套话,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实际的事情。”可是当事情的本义,它的性质,它的满足条件,它的来龙去脉还未搞得清楚的时候,怎么能够抢先去“做实际的事情”?怎么能够切实可行地开展实际的事情?正如动物的功能未能替代人的功能一样,这些恰是需要人们的头脑去思索的事情,为此思想的运用就具有了意义。一百年前,孙中山在革命成功之际及之后遇上了种种困境和难题,却未能去作深究,结果革命的事业功亏一篑。可见,“行”的力量未必能替代“知”的力量。中国的“总设计师”有一句名言,改革的事情需要靠“摸着石子过河”的方式进行,那么如此怎能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呢?这么多年的“石子摸着”下来了,社会公正怎么越来越失偏了呢?

  当今中国的无数维权大众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在高捧着毛像符箓去“讨公道”的时候,民主党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实际的事情”,让他们走上民主之路?倘若屏蔽掉启蒙精神的光芒?

  二十年前,国人的民主精神一时受挫,变得纷纷游世起来,坐不奴才位置者急着又要想寻找合适的奴才位置坐稳,于是热捧起诗人奴才汪国真来。今天的大陆上,小沈阳、郭德纲、凤姐等低俗动物大行其道,颇受庸众爱戴。一位声称不喜欢读书的网络博客写手韩寒受到亿万国民热捧的时候,知识、思想的价值大幅贬值,视若粪土、草芥,张鸣教授评介说,“中国教授加起来影响力赶不上韩寒”,这样的国民与其说是在诉求民主精神,还不如说,是在乞求救世主,寻求无聊。

  有位资深民運人士说,我们这些搞民運的人谋事太多,成事太少。理论太多,行动太少。我以为,这是皮相之见。须知,自从1998年以来,中国民主党的党员们已经在国内从事过了多项社会活动,直至今天,活动纷纷受阻收抑,都转入了地下状态,起码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深入有效的推进。这已经充分表明了缺乏思想而行动的难题。

  这与西方的情景进行对比,可知精神特质的差距有多大。

  法国大革命的兴起是与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奠基密切相关的,领袖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而不是军事行动的强人拿破仑·波拿巴;当法国拿破仑的大军开进德意志土地去执行奴役的时候,是哲学家费希特站立出来,他号召德意志人民拿出民族精神奋起反抗。当然,法西斯纳粹开始执政德国的时候,他们也懂得供奉哲学家尼采为精神导师。发动1968年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的领袖是哲学家马尔库塞、萨特和西蒙娜。

  马克思说过,当思想的闪电射入了德意志这块神圣的土地的时候,德意志人民就解放成为人。

  现今中国所幸的是,来自自由世界的道义力量给予了中国的精神领袖以极大的关怀。刘晓波获得诺奖,这就为中国的民運事业得到了自由世界的充分肯定,这好比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里边注入进了强有力的负熵信息,激化了这系统沉睡着的自组织,使得系统远离了平衡态,引起巨涨落。就好比在一潭死水之中注入了新鲜活水,激起了阵阵涟漪。

  因为民主事业是以多数人共同利益为主体的事业,这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我行我素,而是需要靠着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的觉醒,方可推行民主。国民素质的状况直接而深深地影响着、牵涉着中国的民主事业,当然近年来,中国的国民逐渐地懂得了维权和与权势抗争,声势浩大起来,这必定是大有进步的。但是,毕竟还是占少数,而更多的大多数人群,若用现代意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意识去行事的,还是有着相当的距离。当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国内维权人士,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或高举“共产党母亲”的横幅,去声张自己的权利,更有些维权人士,用跪在权贵们面前的方式在求饶,去渴求皇恩降临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是在搞民主的运动,还不如说是在破坏民主的事业。

  人是个积极活动的主体,具有能动性。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主体自身的完善。人的行事,并非像中国老百姓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庸俗的“做人”方式——去“适应环境”——去消极等待的实质那样,就会让“环境”自动变得好起来,不可能去幻想,让专制统治者自动地会放弃统治的宝座。习惯于合群抱团的多数人组成的群体往往具有很大的惰性,为此,国民的觉醒尤其需要思想启蒙,给予思想拔尖人物刘晓波的奖励无疑会产生震荡效应,犹如阳光普照万物一般。

  施卫江

  2011年1月4日 于美国纽约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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