蓁桦:中国民主运动将进入一个更为严峻的时期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是有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博弈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毫无疑问,刘晓波获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知识分子,而这对知识分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近些年来中国民主运动虽然也一直在发展,可从成果来看,却实在是乏善可陈。可以说现在是1989年陆肆时间以来的最低潮(虽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例如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政府的刻意打压、西方各国政府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考量,纷纷在中国政府的银弹面前放弃基本原则、世界各地的民運基本上处于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状态、整个民主运动缺少政治谋略和实质性的实施步骤等等)。坦率地说,这种低潮,使得一些民運的中坚人士也感到沮丧。因此就这种意义而言,中国民主运动实在是太需要一次胜利了。而刘晓波的获奖恰恰是这样一次胜利(无怪乎一些知识分子在获悉刘晓波获奖之后感动得落泪)。这是其一。

  其二,刘晓波获奖有助于中国民主运动产生领军人物。应该承认,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大一部分赞成民主,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的精神领军人物,也没有出现政治领军人物。尤其是在海外,民運人士真可谓人人都是“大王”,且这些“大王”之间缺少最基本的协调(甚至于在刘晓波获奖问题上,著名民運人士魏京生也公开地坚决反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例如中国政府暗中的纵横捭阖、民運人士的理念差异、策略分歧、乃至于个人恩怨等等),不过最为基本的原因之一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共同认可的领军人物。刘晓波的获奖则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出现了一个国际共同认可的重要人物,他有着一般民運人士所没有的地位,例如胡平、魏京生等等;甚至于也不同于達賴(達賴也曾经获得诺贝尔奖,可是他代表的是西藏地区,而不是代表整个中国大陆,这是一种天然的区域局限性)。因此刘晓波获奖对于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的形成,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刘晓波的获奖基本上确定了他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精神领军人物的地位。

  刘晓波获奖可以说是自1989年陆肆事件以来对中国政府最为严重的政治冲击之一,这种冲击并不是简单化地阻止刘晓波领奖就可以化解的(虽然中国政府希望如此)。不过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并不会使中国政府加快民主化的进程,恰恰相反,它必将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的压制。道理非常简单:尽管中国社会经济最近三十年发展迅猛,可是它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完全真正解决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例如城乡二元化等等),同时又造成一系列非常严重的新问题,例如医疗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公平等等。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人获得了巨大利益,尤其是一些具有特权的人士;可是更多的人丧失了基本权利。而目前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例如极端严重的贪污腐败、房地产价格猛涨、通货膨胀、沉重的税费、分配不公等等。因此民怨已经逼近沸腾临界点。而可以预言的是,在目前的框架下,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房地产价格的失控就是一例),所以这些社会问题只会进一步严峻,而根本不可能缓解。所以民众的不满会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进一步采取高压的方式来“维稳”(例如进一步加强对网络和媒体的控制、对相关人士进一步采取软禁、甚至于公开监禁、更严格地禁止海外民主人士入境等等)。因此中国民主运动在刘晓波获奖之后必将进入一个严峻的时期。

  而在另外一方面,虽然刘晓波获奖为中国民主运动基本上奠定了领军人物的地位,可是这毕竟还是在精神方面,是象征性的,它并不会使中国民主运动产生代表民主政权的影子政府,甚至于并不会使海外的民主运动迅速整合,而且实际上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直缺少具体的政治谋略(非常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由于这种弱点,使得一些非常重要的社会事件都没有成为民主运动发展的契机,例如西藏事件、新疆事件、台湾选举、北京奥运会、人民币升值、美国医疗保障改革等等)。可以预言的是,这种情况也并不会迅速改变,也就是说,主张民主的知识分子在短期内还是拿不出具有政治谋略性的方法。

  所以可以预言:在中国政府的重压之下,中国的民主化在短期内还是难以有实质性的变化,且会进入一个更为困难的时期。

  作者:蓁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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