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昇:从古腾贝格博士论文抄袭事件看中国知识界

  德国前国防部长古腾贝格因其博士论文有多处抄袭别人的东西没有引註,引起德国知识界一片讨伐之声,最终迫使古腾贝格落台。有人说,民主国家也不是一样有腐败。其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国出现一些学术腐败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论调在中国很普遍,从政府到个人,都在为自己开脱。如美国一批评中国的人权如何如何,中国政府立即反驳说,你美国不是照样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吗?如西方民主国家批评中国道德堕落,他就抨击西方国家道德崩溃,父亲强奸女儿,校园出现枪击案等等。其实,民主社会不是万能周全的,它照样有罪恶的事情发生。只是它与专制独裁制度不同的是:它有一套预防犯罪机制以及事情发生后如何得到公正的处置。这就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行政中立的民主社会所起到的功能。如古腾贝格这件事,假如没有新闻自由,这件事可能就不能引起那么大的影响,引不起影响,古腾贝格可能就有蒙混过关了。古腾贝格不得不在舆论的压力下辞职并放弃他的博士学位。紧接着司法就介入调查,要起诉古腾贝格,还社会一个公正。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好处,它在大的方向上,基本上能维持得住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如我们现在的中国大陆就不同了,那么多的民间维权组织,那么多的上方人士申冤,就表明中国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伸张正义的地方。常有中国来的人问我,你们在德国生活,会不会常受到德国人的歧视?我答说,“比在中国当官的看不起老百姓,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的感受要好一些。”因为毕竟他德国是个民主社会,是个有法可依的社会,你无论如何歧视,越过法律的界限,侵犯我的人权,我就可以告你。你一个外国人,也可以应用正常的法律渠道来维护你的尊严。民主社会不是十全十美,而是说它大体能维持社会的正义。

  古腾贝格的博士论文抄袭案,使我想起去年在中国发生的汪晖抄袭事件。汪晖,名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前《读书》杂志主编,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人文学者。这样的人,被人揭露出他的博士论文有抄袭。这事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最后则不了了之。我们将他与古腾贝格事件相比,就显得中国的公信力太差了。汪晖抄袭事件爆发后,虽然网络热议,但中国的清华大学既不见有任何处理,倒是国外学者杜维明和余英时站出来呼籲,要求严肃处理。这与德国拜罗大学即刻做出撤销古腾贝格的博士学位、几千名学者签名要求清除古腾贝格学术腐败相比,那可说是中国学界自甘堕落,毫无廉耻。有辱学界声誉,污名学术的大事发生,你教育部门竟不敢发声,做缩头乌龟,你如何保持学术清流?而汪晖也没有像古腾贝格那样自愿放弃其博士学位,还假惺惺地站出来说,由学校、专家组成调查评审团进行判决如何处置。实际上,你作为一个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不是抄袭你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要由人家来审定你呢?说穿了,你还是没有廉耻之心嘛。汪晖抄袭事件对学术殿堂的危害,比古腾贝格的抄袭案更有杀伤力,古腾贝格只是作为论文抄袭者,撤销其博士含头就是了;而汪晖是博士生导师,几十年来带出多少位博士?而这个导师竟是个抄袭者,你说这不是很可笑吗?其实,中国的学术腐败,早就污染整个学术界。你看中國当官的简历,那个不是硕士、博士?而且是带职读完毕业的。难道当官的就特别聪明,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还可以读出个博士来?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是掺水博士。国内报刊有揭露,海南党校一年就卖出30多份博士文凭。毛泽东那个孙子毛新宇,说话还不成句,也是个博士人物。你想想,阿狗阿猫都可以做博士,那学术界不是成了博士泰斗了吗?汪晖抄袭案,那只能是小事一桩,何必大惊小怪耳?说句不好听的话,学术界本身都有屎,他怎么敢站出来反对呢?

  说到这个汪晖大学者,我倒有一件读书写作的小事与他有点关系。记得来德国不久,经朋友介绍,说国内的《读书》杂志办得很有水平,可读性很强,於是就订阅来读。那时该杂志是沈昌文先生做主编,杂志确实办得好,常有敢於针砭时弊、言论犀利的文章出现。1996年,我在该杂志读了杜维明先生的一篇文章《为儒学不懈陈辞》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短文《请制止无耻》,文内引用清初儒学者顾亭林的一段话: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礼犯义,其源皆生於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顾亭林:《日知录卷十?廉耻条》

  此文主要目的是抨击中国士大夫(官员)的无耻,试着投给该杂志,想不到竟然在96年第2期登了出来。主编沈昌文先生还亲笔在“致意”的纸条回信给我。沈先生的信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以为可以在国内写点抨击时政的文章了。第一篇文被该杂志採用,说明该主编、编辑可能认可或欣赏你的文笔。我跃跃欲试,准备再向该杂志投稿。不想待收到下一期《读书》杂志时,令我大失所望。杂志主编换成了汪晖,杂志大胆敢言、针砭时弊的犀利风格没有了,换来的是文绉绉的党八股气。后来我阅读港台的报刊才得知,由於沈昌文先生的知识分子良知太过於严重,被党勒令退休了。由於订阅该杂志一年为期,还收到过汪晖主编的几期,多是批判自由民主、为党说好话的文章。越读越没劲,后来我就取消订阅该刊了。

  我把这一小事写出来,一是对沈昌文先生表示敬意,中国有良知、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是大有人在的。像沈昌文先生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有学术良知的编辑工作者,是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二是对汪晖抄袭事件闹得这么大还不落台谢罪找到了答案:他本就是党的红人,党怎么会让他走人呢?最近我阅读网络文章才知道,原来这个汪晖,被冠为“新左派”人物。所谓的“新左派”,不就是馬列主義、毛泽东思想的新继承人吗?他今天被人推上“抄袭”的台面上,是偶然还是必然?让人惋惜还是自食其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三是从沈昌文先生被迫退休由汪晖这样的左派人物掌管人文学术刊物来看,中国的人文学界本来就是党天下,人文学界是党控制最严的领域,当局执行的是一个劣币逐良币政策,其选拔出来的当然是要听党话的学术混混,而且出现学术腐败也是必然的了。君不见,当今中国在一股狂躁热的鼓动下,国学大师到处满天飞,超前的学说层出不穷,自称世界一流的学术也屡见不鲜,好像中国已进入学术大国了?可是我们远在天边的德国,也能闻到中国那股学术腐败味。中国已不是一个“抄袭”了得,花钱直接买一个博士文凭也可说司空见惯。中国的知识界,本来就是党八股的天下,特别是人文科学,其学问原本就不好做,再加上个体的知识分子不争气,自甘堕落,没有学术良知,其所谓的神圣知识殿堂,变得如粪便厕所就不在话下了。

  作者:黄鹤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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