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中国人的幸福和不幸福

  中国人当前很喜欢讨论“幸福不幸福”。我有时候想,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感到幸福的时期到底有多长?我们不是古人,没办法了解,但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到,过去的中国人感到幸福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其主要原因是,很多攸关生活质量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中国。

  无论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多少,无论城市建设得多么美好,也无论人们积累了多少财富,幸福感似乎还是不够实在和持久。即便某些人和某个群体感到幸福,但由于周边始终有不幸福的群体,所以他们的幸福感很容易被削弱、被动摇。每个人的幸福感可以独立生成,但不可能不受到更大生存空间的影响。所谓更大的生存空间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中国社会的整体现状。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是国家的安全感始终没有持久性。从历史上来讲,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一直不好,特别是边境地区没有可持续的安宁。今天依然如此,例如新疆、西藏以及东部和南部的海域,一直存在着明显或潜在的安全威胁。表面上看,国家安全缺乏持续性,似乎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但实际上每时每刻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因为两者密不可分。

  若执政者对国家安全总是忧心忡忡,他们自己就不会有安全感,就会导致治国思维难以做到心无旁骛,导致治国模式难以从容不迫,甚至导致防范内忧甚于防范外患。其结果是,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攘外安内,社会开放和公民权利自然地会受到约束。中国长期没有民权保障,公民社会进展迟缓,原因之一就是如此,最后的结果就是公民没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没有安全和稳定感,即便个体感到幸福,那也是不完整的幸福。说到底,一切的幸福都发乎内心。在一个自由度不高、公民权利缺乏保障、人民个性被长期压抑的社会里,幸福感自然是残缺的。

  第二是土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中国历朝历代都频繁地发生过战争,基本上都与土地直接有关。过去的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后来的军阀割据与国共内战,以及不同时代的土地改革,直到鄧小平开启的经济改革,都肇始于土地。但至今为止,土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乱象纷呈,衍生出更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国现在面对的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都来源于土地制度的不稳定和不合理。立足于不稳定的土地之上,人心何来沉静?社会何来安宁?安居乐业又何从谈起?幸福感又何以落到实处?

  第三个是人口问题。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有正常有序的人口流动,这样才可以使这个社会充满活力,不断进步。可是,至今为止,这种良性的人口流动模式还没有出现。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是横向流动的无序。历史上,中国的人口要么是静止不变,被牢牢地羁于土地之上,要么是大规模的盲目流动,极度无序。若人口流动处于静止状态,那必然会导致社会缺乏生机,变成死水一潭;若人口流动无序化,那也必然会导致社会缺乏安宁。中国所经历的多次大规模人口流动,都不是自由自主的正常流动,而是被迫无奈的迁徙。一是战乱和朝代更替造成,比如杭州作为南宋国都,大量北方人口被迫迁徙于此,其实就是逃难。二是饥荒、灾难和疾病迫使人口大规模转移,这依然是逃难。到了现代,在鄧小平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城市居民被束缚在固定的工作单位,所有人都没有自由和自主流动的权利,实际上就等于人身自由集体性地被剥夺。这样会感到幸福吗?当然不会。

  其次是人口的纵向流动受到限制。人口的纵向流动,其含意就是“人往高处走”,通过平等机会和自身努力,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过去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发现和选拔国家需要的人才,无论出身贫贱或富贵,只要自己努力都有机会去尝试。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制度,因为它为一部分人提供了改变现状、向上提升的机会。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由于社会本身不发达,选拔人才的标准过于单一和僵化,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渠道也太狭窄,所以受益者只是极少数。

  在现代中国,高考制度为无数人提供了自下而上流动的机会,使得社会出现了活力和生机,使得现代化进程得以成功和持续。因此,现代中国人要比古代人幸福,感到幸福的人口比例也远远超过历朝历代。但与此同时,在这种纵向流动的过程中,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也在增加,这又导致幸福感被削弱。

  相比较而言,其他人群的流动状况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类人口十分庞大,影响到中国整体的生活环境和质量。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建设,为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正当流动的机会,让他们得以离开落后的乡村,进入比较发达的城市就业。表面上,这是跨区域的横向流动,但本质上是一种纵向流动,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以体力劳动来改善生活状况,以创造财富来改善社会地位。在过去三十年里,确实有不少农村居民在这种流动中改变了生存状况,提升了社会地位,但大多数人依然没有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究其最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摆脱不平等和歧视性政策的限制,包括劳动报酬不平等、居住权利不平等。因此,要实现人口的有序流动,不只需要自主择业和劳动的权利,更应该让流动人口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第四是治国模式始终没有解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治国模式一直没有创新,虽然朝代更迭频繁,但是社会进步一直被冻结。笔者可能说得比较过分一些,过去几千年,中国只有两个变化,一是改朝换代,二是季节轮替。到了帝王政治结束之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还是动荡不定。“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先进之士自认为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但终究还是不停地折腾。

  中国还未找到最适合治国模式

  直到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才开始出现一些建设性的变化,虽然三十多来跌跌撞撞,但却做到了坚持不弃,因而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可远的正确道路。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若要求富求强,就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反反复复地穷折腾,也不要指望有什么捷径可走。现代中国人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们都要幸福,幸福人口的比例也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根本原因就在于脚踏实地地走路,而非整日沉浸于各种黄粱美梦之中,画饼充饥。

  然而,在14亿人口当中,当前自认为生活美好的人还是偏少,甚至是太少。如果多数中国人都感到不幸福,那么,少数幸福的群体就是沙漠中的绿洲,始终是危机四伏。

  那么,中国现在是否就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治国模式?其实还没有,因为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能力还不能令人满意,不诚实、不廉洁、不自律、不自爱的官员更是令人心生厌恶。在任何一个社会,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有归属感和自豪感,若人民不以自己的管理者而自豪,反而为他们感到羞耻,纵使某个时刻有幸福感,那也是一种苟且的幸福。中国很多富人把子女送到国外,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就表明对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信心,只能用转移和出走的方式来挽留和延续自己的幸福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搞城镇化建设,只要不出偏差,当然又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正确选择。但是,中国的情形是这样的,官员的视野和能力参差不齐,不同地方官员在执行同一项中央政策时,很有可能制造出千奇百怪的结果。假若全国各地一哄而上,只看眼前之利,不避潜在之弊,那么,中国的国土上就有可能再次千疮百孔,短期看是发展,长期看就是破坏。中国的城市化再也不能在破坏中建设、在建设中破坏。中国的好山好水已经被糟蹋够多了,现在再也经不起肆无忌惮的折腾了,因为折腾带不来幸福。

  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城市的发展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很多机会,但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包括环境被严重破坏,许多文化古迹遭毁灭,人文环境不再令人亲切,变得越来越陌生,乡愁无处可寻。在全中国,太多的城市都已经或者正在变成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看不到人生成长足迹的地方。几年前,我回到上海的母校,校园及其周边环境已经面目全非,归途中的热切骤然变得冰凉,似乎再也没有值得牵挂之处。若一个地方失去了值得牵挂之处,那么,幸福感也就空缺一大块。

  中国人现在谈生活、谈美好、谈发展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因为人们所谓的美好生活就是指城市生活,并不涵盖更加广袤的乡村。想一想,假若现代化城市被贫穷的乡村所包围,那就会使城市自身难保,饮水安全难保,食品安全难保,社会和谐难保。只有当乡村生活同时得到改善,城市的美好生活才有依托。当乡村居民长期被政策和体制所歧视、被当做二等公民的时候,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资格谈公平正义?值得欣慰的是,这一切终于开始改变。

  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作者:杜平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中国观察 » 中国人的幸福和不幸福 浏览数

1 条评论 »

  1. wydmy 说:,

    2014年11月28日 星期五 @ 05:15:55

    1

    《炎黄春秋》掀“辞职潮”

    最近,吴思辞职一事大家议论纷纷。对这件事,杜导正和吴思的说法不一,杜导正11月10日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讲,吴思辞职的原因是对胡德平、陆德到杂志社的“深层意义”不太理解,书生气太重,因而他的辞职“说不过去”。但吴思讲的似乎不是这个原因,吴思还举了例子,说邀请胡德平到杂志社是吴思自己先提出来的,杨继绳、李晨表示赞成后报告了杜导正。吴思表示,他最不满的原因是杜导正破坏了自己确定的议事规则。
    这个议事规则,事前我们略知一二,直到看了罗昌平的微信才得以知悉全部。据罗昌平讲,今年10月,罗到《炎黄春秋》杂志社,看到杜导正确定的《炎黄春秋》杂志社议事规则:第一,重大问题(人事、稿件、财政)意见一致,通过执行;第二,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不急,下次再议,但事不过三;第三,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但事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执行,少数可保留意见。
    据了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此次要求《炎黄春秋》杂志社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主要原因是《炎黄春秋》杂志社是国有事业单位,而原来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民间团体,违反了相关政策。这次调整不涉及杂志社的人事安排及内部管理问题。杜导正借此做文章,主要原因是对吴思长期经营《炎黄春秋》杂志社,培植势力不满,担心《炎黄春秋》今后姓“吴”不姓“杜”,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赶吴思下台,对杂志社进行重新洗牌,甚至史无前例地安排了四个社长和两个总编辑,新任总编辑(据说是杨继绳)还用宋江架空晁盖来比喻吴思与杜导正的关系。
    事实上,杜导正违反自己制定的议事规则,坚决用胡德平、陆德、杨继绳替换吴思,对杂志社进行大换血后,《炎黄春秋》内部斗争异常激烈,杨继绳、徐庆全二人急欲乱中夺权上位,其他多数人感到人心惶惶,除了吴思因不满杜导正辞职外,执行主编黄钟已经辞职,另一执行主编洪振快也表示将在年底前辞职。对于杜导正的人事安排,陆德已经把一支脚踏了进来,胡德平至今未同意任职,主要原因恐怖也是担心成为杜导正利用的工具。

    回复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