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山人:从书法技艺到选官制度

  最近到西安旅游,碑林博物馆是不可不去的地方。这套曾作为皇家学府的大院子,现在依然传递出浓郁的书卷气。而在碑林里徜徉,让我收获最大的就是较全面地了解了唐玄宗。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情至上主义的皇帝,不但是一位音乐大师、戏剧大师,更是一位书法大师。而唐代的许多名臣宰辅都是书法大家,像储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等。这些在中国政坛熠熠生辉的名字,同时在中国书法史上依然有着硕大的背影。

  看着这些书法大师的作品,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被处决的胡长清。他也是一位书法家,当时,向他厚金求字的人也曾门庭若市,他题写的碑匾更在南昌市着实闪亮过一段时间。当然他的字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因为他的事情败露后,南昌的大街上掀起了“铲胡字热”。那些花重金求来的“胡笔”,都被无情铲了下来。

  胡长清的名字,很快会被人们淡忘,但在新中国的反腐史上,一定能留下一笔,因为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因腐败问题被判以极刑的副省级干部。他的被处决应具有时代意义。

  胡长清以一介布衣,成为高级干部,按封建社会的官阶标准套用,应在三品左右。他的书法技艺一定在他的仕途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基本上还是一种“看对眼”方式,即只要能为领导赏识,为某位高官看重,就会迎来青云直上的美好前途。以前不是有民谚叫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嘛。相信胡长清的一路青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书法技艺的“光环效应”:首长们看到这小子书法不错,很容易判定出他的其它方面也不错,甚至得出“这么有才华的人应该重用和提拔”的结论。

  书法技艺历来在中国为官之道中占有重要位置。秦桧、严嵩、和坤都是一代书法大师。这一方面是因为科举制度的遴选机制,基本上是一种“文人政治”。在科举制度下,能够进入权力精英阶层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科场强者。经过十年寒窗,写得一手好字,当不是问题。而在众多书法家云集的政坛上出一两个贪官也属正常。更何况这些顶级贪官,在获得权力精英层的通行证后,其向上升迁往往靠投机和钻营。在向权力中枢继续进军的过程中,较强的书法技艺和高超的写作水平是两项硬功夫。无疑那些著名贪官们都练得一手遵劲好笔,更写得一手锦绣文章。

  说到封建科举制的本质,一是保证了权力精英层的基本素质,二是扩大了选拔干部的范围。在这过程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很可能从梦想成为现实。虽然美梦成真者寥寥无几,但在当时来讲,毕竟使那些中小地主階級出身的子弟们看到了前途和希望。

  但科场胜利后也仅仅是获得了官场的资格。要再向上攀登主要还是要获得上级推荐和提拔。在这一过程中擅长逢迎投机者就有了用武之地。在中国古代官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的墓志铭”的经验可作为金科玉律。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单向的、人为色彩极浓的选拔制度。其实就是到了今天,我们依稀还能看到这种选拔制度的影子。要不怎么中国官场无耻之徒杀而不绝呢?

  吏治和惩贪一直是中国官场的主线,到了今天也依然没有扭转。个中原因,一是我们今天的权力集中程度,比封建社会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是腐败的源泉。二是我们今天的吏治和惩贪程式,基本上还带有“少数人负责”的影子。除了专司其责者之外,其他人基本上没有参与的机会。我们的吏治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尤其是干部选拔制度。尤其要加大民主参与的力度,这样才能跳开几千年的“少数人负责”的怪圈。

  其实仔细想来,中国的历史政权之所以频繁更迭,与吏治的“少数人负责”模式有很大关系。因为,选拔官吏是一项关乎国家大计、政权长期稳定、百姓安康的重大工程,但中国历代却一直由少数人负责。这种“少数人负责”导致的后果就是吏治的腐败必然发生,进而使整个政权腐败,最终导致政权以暴力革命方式更迭,而多数人遭殃。

  扩大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是跳出“少数人负责”模式的根本出路,更是保证干部素质的主要选择。让更多的人参加到干部选拔任用中来,扩大一般人的知情权、参与权是保证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途径。而通过严格的考试则是保证干部的业务素质的重要保证。

  这两点,在过去我们好像都不具备。这使得胡长清之流能窃据高位,就不是偶然了。

  中国历史已走出了封建社会近百年,我们再没有理由在吏治问题上还走老路了。

原载:万维读者周刊,作者京东山人,作者EMAIL:ljs868@0451.com

  作者:京东山人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社会透视 » 从书法技艺到选官制度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