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关雪:“纯文学”的孤愤

  记得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曾流传著一则讽刺笑话,说中国遍地诗人,写诗的比读诗的还要多。

  其实,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光是诗歌就足以构筑九重宫殿,星汉灿烂,出没其里,竟至乡间老媪即使不识字,也能信口诌几句诗词。究竟文学的雅致精品是如何化为乡野文化的?显然,中国的农村社会并非毛泽东的“階級分析”和“调查报告”两篇雄文所述,木门竹门,忠奸善恶,宛如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对底层百姓起著教化作用的,有乡绅制度、宗法社会、祠堂乡学、民间社戏等等,各有各的功能。胸无点墨的乡下人于柴米油盐之外的认知,可能来自戏曲与民谣,亦可能来自口诵的《昔时贤文》、《千家诗》、《朱子治家格言》、《千字文》和《幼学琼林》之类。

  近半个世纪,这些根系繁茂的文化资源都已逐一断裂。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翻飞的旗帜,大多成了共产党的擦脚布。最后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归纳下,只剩一根光秃秃的旗杆,并于中共建政之时干脆升起了一面斧头镰刀的猩红大旗,然后一批又一批文化人被绑赴于此,成了祭旗的牲品。至此,文学的粗鄙化、“工农兵”化,在所必然。

  新中国又一波诗人遍地的景观,就是这种粗鄙文化孵化出来的杂碎,一如崔健的摇滚名曲《红旗下的蛋》。其间尽管有“今天诗派”的崛起,但他们毕竟未能走向民间——这本来也并非“今天派”的使命。总之,文化俗流依旧,“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便是它的极致。诗歌,至少在他们这一群“蛋民”中,是已经死掉了。

  最近在珠海特区召开的全国大型文学期刊主编(社长)研讨会上,《诗刊》副主编叶延滨发出悲鸣,他形容杂志社一贫如洗,刊物又乏人问津,常处于“吃了早餐忧午餐,吃了午餐没晚饭”的尴尬境地。

  其实又何止是诗歌,曾在文革结束至八十年代中有过一段好景的小说,亦早已车马冷落、灯火阑珊。想当初小说旺势之时,文学期刊竞相上马,闹得文坛旌旗蔽日、沙尘滚滚,连阿猫阿狗都争当小说家,甚至未作品就先亮出“XX主义”、“XX流派”的大旗,颇有拉杆子占山为王的意思。

  自一九七八年“伤痕文学”面世,至今二十年过去了,真正的佳作又有几部?这种五光十色的泡沫终于在九十年代末一一破灭。漏屋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萧条的文学又碰上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文学刊物的拨款,已经越来越少,而且将要完全停止了。更加上商业大潮和电视、VCD的多重夹击,文学期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这次全国大型文学期刊研讨会,就是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下召开的。

  据《福建文学》主编黄文山在会上的发言披露,全国现有文学期刊八百多种,平均每种期刊的发行量是三千册,而且将要越来越萎缩。目前每种文学期刊一年平均亏损大约五十万元,社长、主编的首要任务已不是文学和编务,而是四处奔波,找米下炊,成了“现代武训”。他们的窘境,也是中国文学的窘境。

  说到底,以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现状,国民教育的普遍水准,是否需要有这么多文学杂志呢?既然办文学刊物肯定亏本,除了政府资助或企业赞助之外,它还有没有其他出路?

  其实,只要将中国文学期刊的世纪末危机,放到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就不难看出,在高度商业化的现代社会里面,纯文学孤芳自赏,而文学期刊是顾影自怜。

  在集资本主义之大成的美国,有没有文学期刊?没有。有的只是报刊专栏式的随笔杂谈和跟出版社签约的书稿,至于“纯文学”可以在真正的作家和诗人的灵魂或者抽屉里孤愤地生存,而文学期刊则早已宿命般地躺进了坟墓。

  中国大陆正日渐与世界趋同,尽管它的政治体制仍是冥顽不化地拒绝变革,但毕竟不能与天地同寿,它总会变的,而文学这种“无伤大雅”的玩意儿,当局还能捧在掌心里当个宝贝?趁早清仓出货,让其隐逸山林,自生自灭去吧——这正是大陆林林总总文学期刊命定的归宿。

  自由经济释放出来的,是一个豪华包装的悲情时代——对于文学来说,尤其在中国大陆,文学本身已被狂暴的革命蹂躏得不成样子,现在轮到革命的宿敌来给它以致命的最后一击了。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观赏和参与演出的摩登悲喜剧。

  作者:蓝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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