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华:关于“体制外知识分子”的随想

  “体制外知识分子”是个很模糊的概念,特别是在中国。

  说他们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吧?不是。他们一心巴不得他们所在的“曹营”能腾飞,能振兴,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在地球村的发展史上留下精彩一笔。

  说他们是“心在曹营人在汉”吧?基本上不是。虽然他们之中确有人被挤到“曹营”之外去谋生,可大部分还是身在“曹营”的。

  他们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但是他们格外地感到压抑。他们的生存空间也相对狭小。他们有时也被剥夺人权,如作教员的不让讲课,写文章被禁止发表。不过他们的压抑主要来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更来自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

  之所以被称之为“体制外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想逃避于世外桃园之中,自锁于象牙之塔之上,他们奉行的都是积极的“入世主义”. 他们之成为“体制外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不能为这“体制”所容。虽然他们有才华,有见识,有为了人类和民族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追求,但是他们的思想已经被现存“体制”视为具有破坏性的异端。他们不肯盲目地响应高唱“主旋律”的号召。主旋律要把同鍅耣功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他们一笑说:实质是信仰自由问题。主旋律要处处高喊“叁個代表”,他们说“叁個代表”首先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主旋律”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會主義事业推进到21世纪”,他们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认真反思、仔细考虑。“主旋律”说形势大好,可这些“体制外知识分子”却偏偏要把“主旋律”回避的阴暗面揭示出来,甚至危言耸听地加以放大后让人民看。……因此他们的文章和著作基本上不能在“体制内”发表,即使发表了,不是很快被当成批判的靶子,反面的教材,就是被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其实,中国的“体制外知识分子”所作所为都是在现行体制的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他们充其量是觉得当前虚假的“太平盛世”需要补之以“冷眼向洋”;高昂的“主旋律”需要一些“变调的和旋”;“锦上添花”不应排斥“雪中送炭”;马克思主义、社會主義不应当不包容人道主义,个体最基本的人权。只要现体制是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出发的,那么“体制外知识分子”本是可以成为这个体制中最积极有益的思想源泉的。但是,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的体制正在决不回头,甚至决不旁顾地认准了一条: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坚持几个“凡是”. 凡是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之嫌的皆大逆不道;凡是违背总设计师的“大手笔”设计的(包括对他之后体制核心的“钦点”)皆反动言论;凡是现体制核心讲出的“几个”什么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凡对此有微辞或置疑者皆为离心离德的表现。就这几条“凡是”终于使得许许多多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知识分子,不留神、不情愿地被划到了“体制外”.

  “体制外知识分子”与那些大红大紫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有许多不同。当“体制内知识分子”高唱“主旋律”,响应着“体制核心”的号召,争先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或者某某学术讨论会上慷慨陈词,搜肠刮肚地演绎发挥,来为“体制核心”完善出一个“思想体系”时,“体制外知识分子”却在发掘着有希望使“体制”走出困境,使中国超越它所陷于其中的泥潭的人类的和民族的思想资源。在“体制内知识分子”神采奕奕地走上领奖台,被赋予什么“……教书育人模范”,“社会科学×等奖”时,“体制外知识分子”只能默默地对自己说,我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我没有跟着瞎起哄。当“体制内知识分子”领取数额不菲的“有突出贡献的国家……津贴”时,“体制外知识分子”却心甘情愿地想方设法地寻找他们的见解能公之于众的媒体,不是为了稿酬,不是为了名声,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他们的声音,只是为了唤醒更多的人不再麻木。

  “体制外知识分子”最初的数量极小,因为那时体制本身还充满活力,它的阴暗面和堕性还不明显。那时“体制外知识分子”类型也极少,只两种:自由主义派和当代“中华国学派”. 因此常常地,他们要遭到人们不解的白眼儿。但是渐渐地“体制内知识分子”中那怀抱着“精忠报国”或献身于“世界大同”之志的,运用着实事求是之法的,有不少开始走到“体制外”了,象标榜自己真信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自诩坚持走“有中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派”.

  这些走出体制的“体制外知识分子”由于其思想都被现体制所不容,因此他们就渐渐地发现了彼此的共同之处:打破与现行体制互为表里的僵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派指责现行体制太缺乏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中华国学派批评现行体制背弃了“仁、义、礼、知、信”的美德;新左派痛斥现行体制搞得完全不是什么社會主義,而是地地道道的以社會主義为招牌的原始积累型的最粗野的资本主义;改革派更是对于现体制以所谓的“三”这个,“三个”那个等等空话拖延着不能不进行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而骂声不断。这些体制外知识分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讲出不少一鸣惊人的骇俗之语。他们是市民社会里公认的精英。只可惜,舆论者体制之舆论。剩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是越来越少,并且仅从思想深度及思想能量上看,多是些老弱病残,可由于以体制为依托,并为体制所需要,因此他们的声音仍旧是舆论的“主旋律”,他们仍在那里忙里忙外地,写着他们因为极易发表,因此也就不大需要用心动脑的论著,应接不暇地打着他们的“主动仗”.

  “体制外知识分子”们也互相批判,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在体制外,因此他们一般是可以平等地、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的。而“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决不屑于与“体制外知识分子”平等地讨论问题。他们把所有这些“体制外知识分子”都视为现体制的思想敌人,觉得同他们的斗争不但与体制的长治久安关系颇大,而且关系到自己的身家利益。一旦“体制外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得以实现,现体制就得改变,现体制一改变,自己还靠什么吃饭?因此“体制外知识分子”也就成了他们个人的敌人。所以他们有时还会给体制核心出些主意,譬如:如何用“无产階級世界观”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战胜所有“非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以及如何以政权的力量去惩治那些“体制外知识分子”,限制他们的思想影响范围等等。

  但是,辩证法告诉人们,曾经有历史必然性的因而合理地出现并存在过的事物,终有一天会在发展中失去其历史必然而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代表进步趋势的东西将取而代之。现在“体制外知识分子”的队伍正在不断地壮大,这还是在现在体制的强力控制之下。想必有一天,中国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要真正实现的;想必有一天,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生长在这个体制上的腐败毒瘤会把这个体制置于死地的。那时想改要改,不想改也得改。那时,体制本身就不能不变得宽大包容,现在体制外的那些知识分子将获得与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样的发言权。那时,体制内知识分子们将为自己的言之无物而面红耳赤,他们将为自己曾自觉或不自觉地阻挡改革现体制的胡言乱语而无地自容。他们那时当然会有平等的发言权,因为新的体制一定会比现体制更宽容。但是,他们如果不能面对自己的过去,他们将再也无法象先前一样随着旧体制一次次地换汤不换药的变化而摇身一变再次变成新时代的媒体“红人”. 那时,他们迎合这个失去历史必然性的体制曾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将与他们不能承受的羞愧成正比。与此相应,那些不为现体制所容,而只能在《中国报道周刊》之类的电子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文章将是他们走入新时代的资格证。

  当然上面的“将来时”描述的只是一种展望。要使中国的历史进到那一步,体制外知识分子还有太多的事要做。可能任何一种现成的将中国引入新时代的思想体系都还不存在,因此各种体制外知识分子要想将自己这一派的思想作为超越现行体制的理论基础,恐怕都是不够的。而中国这样一个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中,受到过太多太深的思想体系冲击甚至左右的民族,如果不形成一种高屋建瓴,汇纳百川,取精去糟,脚踏实地,立足民族,面向世界和未来的,逻辑一贯的思想体系,是绝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自我的超越的。因此,各体制外知识分子除了指出现体制的问题外,还应当发现现体制中积累的经验;除了寻找他方的破绽外,还需要摘出他方的卓见;除了明白各自之异外,还应搞清彼此之所同。去掉一切门户之见,真诚地切磋磨合,经过一定的时期,一定会产生出为新时代的新中国作理论奠基的新思想体系。

  中华文化是博大的,中华民族是具有大智慧的。它养育出了毛泽东、鄧小平那样的政治领袖,也养育出了孔子、董仲舒那样的思想大家。现在,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中,它正在养育出越来越多的富有思想创造性的“体制外知识分子”. 这些人恰如何清涟所说,“对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原则的信仰,可以超越’成本-收益’ 的个人计较”. 这种人越来越多,难道不是中国的希望么?

  此文为有感于当前悲观、消极情绪的压倒之势而借题发挥之拙见。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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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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