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辉:从官员所有制到民众所有制

  一、为什么要提官员所有制

  当我写下“从官员所有制到民众所有制”这个标题时,当即有好友忠告我:“你是脸部不太平整了,想挨火烧巴掌。”

  前不久又从互联网上读到一篇忠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说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翘尾巴”。还说知识分子“像男人的生殖器,说硬就硬了”。说知识分子应该韬光养晦,应该“像狗一样地活着”。

  这些道理我不是不明白。我这个人生性胆小怕事,长到三十多岁了,连一条狗都没得罪过。下至三岁小孩上至八十岁的大爷,都会把我当成好朋友,因为我从来不得罪他们,因为我总是和他们相互尊重。

  可我还是决定不听从朋友们的忠告,要把我该说的话说出来。因为大家也许不知道,所有制的改革,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不改革所有制,我们的路将会越来越窄,我们的前面将面临着万丈深渊!

  我决意要采用“官员所有制”这个很难听的字眼,为的仅仅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实把国有制等同于官员所有制并不十分准确,但这样的提法却毫无疑问可以刺激人的感官。我曾试图用很温和的方式去表达对所有制改革的迫切期待,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公报》曾发表我的《所有制改革不容回避》一文,可惜没有引起公众共鸣。后来我连续在多家电子刊物上发表措辞激烈的文章《国企猛如水》、《什么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等等,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次祭出“从官员所有制到民众所有制”的惊人之语,并准备在互联网上请经济学同行来共同讨论,为的是想孤注一掷,使我们的诉求能引起政府的重视。

  当我不得不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痛苦。我想起了《国歌》里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想起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先烈们,是他们给了我激情,给了我力量,让我可以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义无反顾……

  二、国有制是官员所有制吗?

  国家所有是政府所有,政府所有就是全民所有,而全民所有制则是公有制的最高实现形式,那国有制又怎么能称之为官员所有制呢?

  可实际情况不这么简单,唯物辩论证法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形式要件和实体要件,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证,才能得到对于事物的完整和准确的认识。

  比喻说象婚姻,结婚证只是一个形式要件,而夫妻生活才是实体要件。只有内容没有形式当然是“非法同居”,如果只有形式却没有内容呢?–名义上是合法夫妻,但在实际上,那个东西却做不了用,不能过夫妻生活,那还能算是完整的婚姻吗?

  再比喻说官位,象秦始皇、康熙大帝这样的皇帝,那当然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既有名份,也有实权。但汉献帝就不同了,名义上是汉朝天子,实际上却只能过着囚徒般的生活,而对军政事务的控制实权,却已完全落入了曹操的手中。

  对所有制问题的考证,我们也同样要结合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我拥有一幢房子,有产权证,这是法律制度上的规范,是形式要件,而我能对这幢房子施加实际的影响,–控制、使用、受益,这才是所有权的实体要件。前几年在国内发行过一种鹰卡,它代表在美国50个州各拥有一平方英寸的土地,但这样的“所有权”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这种“所有权”虽然具备形式要件,但却没有实体内容。别说一平方英寸的土地根本做不了用,就算它能做用,这一平方英寸的土地又没有具体的位置,那我们怎么去对它施加控制并进行收益呢?难怪那些花了上万元钱买这么一张纸的人,在上当受骗之后会急得尿湿裤裆。

  所有权的实体要件,必须是所有者能对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施加实际的控制并取得相应的收益。拥有生产资料的主体应该是人,而且是活人。因为人一旦死了,就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收益权,那实际上就什么也不能拥有了。死人能“拥有”坟墓,但那实际是活着的人代为拥有的。

  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是所有权的实体要件–如果我们能在这一命题上达成共识,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看倍受大家推崇的“全民所有制”,就会得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结论。全民所有制在法律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这仅仅是一个形式要件,而对于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和收益权呢?–全民选代表,代表选政府,政府再任命官员,官员再去控制生产资料,–由“全民”发出的声音,到了生产资料那里,已经完全衰减掉了,哪里还有什么控制权和收益权?!

  承认国有制是官员所有制并没有什么不妥,那反而是一种勇气的表现。虽然不是合法夫妻,但我们的经济成果却事实上秉承着官员们的血统。难道因为是私生子就可以不认帐吗?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国有制连官员所有制都够不上,那就只能称之为实体上的“无人所有制”,那情况更糟。

  三、官员所有制窒息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某某,把我的烤火煤从一楼搬六楼去!”,“某某,把我家的下水道疏通!”,“好的,大爷,您开个价,给多少钱?”——“什么啊?啊?不一定有钱?啊呸!”——道理就这么简单,当我们–广大民众–对于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收益权被剥夺了的时候,当我们付出的劳动和我们应该得到的收益之间不能有着良好的反馈的时候,我们还能有什么心思去安心的创造和劳动呢!

  这是天道!创造者、付出有效劳动的人,应该能得到相应的收益,而不付出劳动或者付出无效劳动的人就应该得不到收益,优胜、劣汰,物竞天择。这一泛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机制同样适应于经济进化,因为经济进化、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

  人们的私人财产权,包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收益权,是属于每一个自然人的最基本的人权!当这种最基本的人权被剥夺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剥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自由的思考、劳动和创造的权利–而当人们的劳动权利和创造权利被剥夺了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又靠什么去增长呢?

  田里的粮食是要人去种才会有的,栏里的牛羊是要人去喂才会长的,离开了人的智慧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经济增长就失去了根本的动力源泉。

  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创造、独立的追逐利润,这不是无政府主义,这恰恰是进步之源!独立的逐利而导致经济结构的进化,这就是亚当. 斯密“看不见的手”,这是一则早已被人们认识了的经济学常识。

  有了民众创造力的自由发挥,我们就决不可能缺什么“钱”,因为“钱”是可以印出来的。只要你有创造力,那银行就可以放心借钱给你,你凭创造力赚了钱再还掉银行的钱,社会财富就增长了。这种有创造力为依托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的,这也是一个现有经济学已经解决了的常识性问题。

  问题是当人们创造力的基础–私人财产权–被剥夺了的时候,扩张的货币政策就失去了作用的主体。一多发钞票,而创造力不增长,所以马上通货膨胀;一缩紧银根,本来没创造力的企业更是立马垮掉。这就是我们常用的术语“一松就胀,一紧就死”。

  柏杨先生曾经讲,“丑陋的中国人”有两个传统,一是女人裹脚,二是阉割男人。看来现在还得加上一条,那就是剥夺私人的财产权,阉割人们的创造力。

  我们“没钱”,我们“穷”,那仅仅是一种表象。我们为什么“没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印钱”?我们为什么一“印钱”就“通胀”?–原来,是我们的财产权被剥夺了,是我们的创造力被窒息了,所以我们不能“印钱”,所以我们才“穷”!

  四、官员所有制是腐败之源

  官员也是人,也想赚两个钱养家糊口,这个没错。可我们的官员却干吗不老老实实靠劳动、靠创造赚钱,而非得要去干那些损公肥私、危害人民的腐败之举呢?是官员们天生都那么坏、那么贱吗?

  不是,问题出在了制度上。

  造成腐败盛行的制度性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官员们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所以腐败起来很容易;二是因为“官员所有制”同样也剥夺了官员们的正当收益权,–所以,你不腐败还不行!

  褚时健和金德琴就是现成的例子,为国家赚了几千万甚至几千亿,当事者却不能很尊严的享受到与此相对应的收益。既然尊严的收益不行,不得已只好来点下三滥的手段,可不巧却又刚好被撞上了,于是下场悲惨。

  尊严的收益行不通,下三滥的腐败却轻而易举,那我们就只好一窝蜂地往腐败上奔了。–当腐败行为成为一种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普遍现象的时候,你还能“反”得过来吗?

  当总理视察长江大堤看到把竹签当钢筋使用时,止不住痛骂“王八蛋工程”。我当时却很不以为然–要是轮上我在那个位置,我也会当一回“王八蛋”–当制度出了问题的时候,“王八蛋”会被批发生产出来。

  腐败所造成的恶果是一言难尽的。造成国家财富的巨大浪费,这仅仅是从货币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事情的表象。而更深重的危害在于,它窒息了人民的创造精神,造成了食利阶层的畸形膨胀和下岗阶层的同步增长。民众的智慧因此而闲置和浪费,这才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腐败窒息民众的创造力,是通过两个方面实现的。一是腐败暴富所造成的示范效应,极大的鼓励着食利行为,给民众造成贪污也可“致富”的假象,从而打击着真正的创造精神。这就很容易酿成全民腐败,大家都不诚实劳动的结果,就是经济的普遍颓废,和官员阶层的群体堕落。

  腐败危害的第二个方面,在于腐败者在非法聚敛财富之后,造成了货币的沉淀和经济的紧缩,从而加重失业,闲置民众的创造力。当几万亿的非法货币沉淀在银行里既不能消费也不能投资的时候,这市场能不萎缩吗?

  暂时的失业、暂时的创造力闲置也许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可如果这种闲置和浪费是一种制度性因素所引起的长期现象时,那还将导致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部分民众的生存状况绝对恶化,无力负担教育费用,影响整整一代人素质的提高,从而带来恶性犯罪、道德沦丧等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街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你问他们能做什么?男人能拉板车,女人能做的,就是开按摩店。是他们天生懒贱吗?不是,他们是被生活所逼的!

  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重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沉船一死就是几百人,大火一烧又是几百人,

  仅仅是几个官员辞职就能解决问题吗?思想堕落、邪教横行,有没有人去思考过这后边深层的原因呢?

  万恶之源,还是我们的官员所有制!

  五、胡长清也是受害者

  为着四五百万就把命都送掉,你们说胡长清值不值?

  人为什么要那么贱呢?四五百万算什么呀!你见过人家盖茨吗?1000亿美元,相当8000亿人民币,足足抵得上20万个胡长清!

  钱是“纸”做的,是可以印出来的东西!只要废除官员所有制,只要把对资本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交还给广大民众从而使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能够被释放出来,别说几百万,几百亿又怎么的??比尔盖茨算什么东西?他有两个脑袋吗?他是外星人吗?他能有一千亿我为什么不能有一千亿呢?!以勤劳智慧而著称于世界的中国人民,只要能够为自己的创造力找到一个发挥的空间,我就不信我们不能超越比尔盖茨!

  我们是没有找到方法!我们是让官员所有制捆住了手脚!到大街上随处转转吧,谁也不缺胳膊少腿,谁也不缺少凭血汗吃饭的能力,可为什么我们无事可做?为什么要让我们下岗?还不是因为官员所有制剥夺了我们劳动和创造的权利吗?

  在“官员所有制”下,没有真正的受益者。民众、政府甚至既得利益的官员们,他们都是官员所有制这一理论误会的牺牲品。如果我们的制度不给与胡长清受贿堕落的机会,而是以法制手段建立起一种尊重私人财产权的宪政体制,那么以胡长青的聪明才智,他的财富说不定不止500 万,而是5000万,而且也根本用不着因此而命丧黄泉!

  腐败、贪污是一种很人性的东西,我到了胡长清那个位置,我也会贪。是人就会喜欢钱,就像是男人就会喜欢女人一样。要使官员不贪,唯一的办法就是废除官员所有制,把官员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控制权交还民众,让民众拥有依法监督官员的权力–记得在电影《不见不散》中,有一次葛优先生和徐帆小姐同睡在一辆房车上,临睡前葛先生拿出一个棒槌交给身边的小姐说:“把这东西拿好,要是我半夜摸你床上,可别手软,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我们的官员们什么时候也能把“棒槌”交给民众,让我们也能睡得像徐小姐那么安稳呢?

  胡长青不是天生的孬种,我想大家包括既得利益的官员们在内,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逸恶劳,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凭血汗吃饭的能力(事实上,官场上的争斗往往是一种零和对策,它比诚实劳动有时会更加艰难)。我们之所以贪污腐败,之所以抱着这么多钱却睡不安稳,那完全是官员所有制害的!

  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唯一的出路

  “官员所有制”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真正的公有制应该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 页)–很明显,“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那就意味着个人–自然人–应该独立地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个人的自由、价值和创造力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当属于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私人财产权–都已经被“官员所有制”剥夺了的时候,我们还凭什么去谈论“自由”与“发展”?凭什么去谈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呢?

  让自然人独立地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也就是将产权明确到自然人–我知道,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说“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私有化,而且马上就会有人搬出俄罗斯来说事。

  私有制的罪恶并不在于“个人所有”,而在于它的剥削和垄断,否则马克思就不会提“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不过,要说剥削,我们的“国有制”倒确实发明了一种新的剥削方法,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借钱不还。我们知道,不管是银行的钱还是财政的钱,那都是民众的血汗,只借钱来花不赚钱去还,那就是“吃干饭”。正是因为没有建立个人所有制而导致的效率低下,才导致国企总是借钱还不上,这实际已构成了对广大民众的严重的剥削。所谓“国企猛如水”,国企每年向社会索取的财富可以跟大洪水相当。和私有制的剥削一样,它已导致了食利阶层的恶性膨胀和广大民众的相对贫困,我们目前的经济紧缩和农民的不堪重负,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

  看来,我们的“国有制”既没有消灭剥削,也没有消灭垄断。相反,在我们所极力鞭鞑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家早已寻找到了非常成熟的反危机、反垄断的方法。而在以反剥削、反垄断为出发点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我们所寻找到的,却是一种新的剥削方法–借钱不还,和一种新的更大的垄断–让官员垄断生产资料,让“全民”做汉献帝。

  如此看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那不仅不会有私有制带来的剥削和罪恶,它对效率的提高却恰恰是在远离这种剥削和罪恶–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在走向“罪恶的私有化”呢?

  俄罗斯的改革失败,但那不能说是“个人所有制”的失败。每人给发个七、八美元的私有化证券,但个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却没有落到实处,企业的效率没有根本改变,这不能算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倒是那些把握着印钞机的官僚贵族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聚敛着货币财富,而创造实体财富的工程师、科学家则因为相对贫困而流落海外,然后官僚们手中的货币财富也跟着变成废纸。这哪里是什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和马克思学说里的“罪恶的私有制”倒真正是一码事!

  俄罗斯的失败是“私有化”的失败,而不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失败。“重建个人所有制”不是“私有化”,前者所追求的是个人价值的发挥,是公平与效率的根本改善,而后者所实现的则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是生产力的破坏和倒退。

  前几年出现过“一卖了之”的情况,被中央及时制止了,这是英明之举。如果不把印钞机管好,不把官员们的权柄管好,从而确保改革的公平,那“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非法暴富的极好机会。如果投机的氛围一旦形成,那将危及社会的稳定,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灾难性的打击。

  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确保改革公平的问题。唯有确保“将产权明确到自然人”这一改革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唯有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改革一步一步跟上去,才能让最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真正受益者。一旦我们的经济体制完成由少数人操纵的“官员所有制”向广大民众唱主角的“民众所有制”的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就将会得到史无前例的释放。

  七、对张五常教授“十点建议”的建议

  提起张五常这个名字,我心里就恨!当然,我不是恨张老先生,我是恨张老先生的建议为什么没有被采纳。

  从好几个地方看到张老先生“对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意思大致如下:

  1、人民银行只管货币发行。2、国营银行商业化。3、容许外币流通。4、取消外汇管制。5、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6、取消所有关于通讯的发牌管制。7、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8、国营企业民营化。9、税制要简单。10、不管外汇储备的多少。

  看了张老的建议,人们就会明白什么是经济学家。而什么是二百五。真的。

  张老的十条建议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国营企业民营化”和“国营银行商业化”,这涉及到体制的脱胎换骨,而且绝不能忽略转换过程中确保公平的问题(倒不是眼红,而是因为公平影响着效率,货币与权力的畸形结合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这需要谨慎、稳妥地推进。唯有推进这两项核心的改革,唯有完成由官员所有制向民众所有制的转变,一切其他的经济改革措施才有可能跟上实施。

  至于“规范中央银行的职能”、“税制简单”、“取消关税”、“取消外汇管制”则属于技术性问题,完全是金玉良言,是可以而且应该不失时机地伴随着核心改革措施而一步一步地实施的。

  当然,我要给张老提的建议不是这些,我要提的建议,是希望张老能策划一种适当的方式,使这些足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建议,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并付诸实施,从而造福于中国人民。

  身为一介草民,我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但我现在就可以开始一项计划,那就是在互联网上征集一百位经济学家对张老建议的评论和签名,争取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之时,能把这些建议反映给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能否成功姑且不论,但我会尽心去做。拙作就是一个开始,算是抛砖引玉。

  “商汤以谔谔而兴,桀纣以唯唯而亡”。我不认为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如果说我提的话题过于敏感,算是犯了忌讳,那么我们天天提的“反腐败”就更是犯了忌讳,那么谁如果提经济改革就应该拉去坐牢,谁如果提政治改革家应该把他枪毙!可事实上不会这样,正如张五常教授所指出的,“回首过去的一千年,唯有现阶段才是最昌明的时期”,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悲观失望,完全可以充满信心地去期待一个乐观的结局。

  作者任职于湖南省娄底市农业农机学校

  作者电子邮件 : wuhui69@163.com

  作者:吴辉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百家争鸣 » 从官员所有制到民众所有制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