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对中国知识分子主流意识的批判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取得了令世人惊异的成就。然而,物质的膨胀伴随着的却精神的匮乏。在官场腐败、市侩哲学、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形形色色社会丑恶现象幕后,展示着几近疯狂的索取和占有欲,曝晒着瓜分者和占用者的理所当然和狂奢豪醉,以及通过金钱、权势对社会、时代、寻常百姓意志的强奸。面对着这一切的一切,天性具有先知先觉功能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漠视了。

  这一思潮根植于时下知识界流行的“退回”说——“从广场(露天政治演说)退回书房,从庙堂(官场)退回讲坛”,让知识分子不要“充当”知识分子,要成为所谓的“专业人士”,正如梁晓声在[ ‘94断想] 所说:“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们都把自己等同一个贩夫走卒、市井庶民”。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这种“退回”倾向,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其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的漠不关心,不愿正视现实和责任。

  此种主流意识形态学说,把关心社会、对社会的参入、对社会价值和责任的承担,称之为“唐吉诃德”情结,一些“精英”们用既被官方接受又让百姓听着顺耳的话来说明,知识分子应该回避,要转过脸不要面对现实,企图将这种意识充分合理化。然而,值得推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良知的豁免权和道德的特权。不面对现实,不面对中国社会暴露的诸多问题,而去做所谓的“学问”,能潇洒和心安吗?经历过那个“功归天子,苦由民咽”的造神岁月的知识分子,今天又在“不争论”的大白话理论指引下“统一思想”,又重新回到那个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氛围中,知识分子连愤怒(退一步是“生气”)都不愿表达,反过来转着弯子为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扭曲和轮回寻找合法性,难道这是文明和秩序的再生吗?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有这种普遍漠然的心态。这几年来流行“从中心挤到边缘”说法,旧体制的积习难返和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使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压缩了自由言论的空间,市场经济的冲击,又使他们为生存而疲于奔命。正是这支“双刃剑”,窒息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呼吸,这个社会和时代所需要的声音,能有充足肺活量来发出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在这种意识的诱导下,人们分不清讲真话与讲假话的界限,退化到半真半假的话就是真话,以至于弄假成真。80年代“文化热”时期,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被许多人当作文化问题来阐述,认为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沉淀,积重难返。这本来是回避的做法,最后反而假戏真做,假亦真,仿佛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几千年的文化劣根性形成的,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去跟老祖宗讨个说法和公道。现在的问题也是同样如此,很多话不能直说,就把所谓“革命世故”当成政治智慧,而政治智慧又等同于道德良知。好多人在大讲“不争论”的高明,但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过平等争论的事实吗?我们何曾拥有过真实争论的权益!“不争论”说,即中国不可以争论,所以就不要争论了。这就又退了一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退让和防范中活着,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当然就萎缩了。这种主流意识的本质是高压之下知识分子委曲求全的活法(生存的活法),是一种精神的畏缩。人类最大的尊严是思想,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批判。尽管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经过解体后发生了许多糟糕的事情,但他们有一种可贵的潜能没有丢掉。前苏联知识分子很贫穷,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垮,他们正忍辱负重、很自尊地活着。他们是民族之魂。

  这种主流意识的蔓延,使人们想起鲁迅先生笔下那个带血的馒头至今还冒着热气。在这一意识面前盲从或顺杆爬的人都应该感到羞耻,中国的历史也将品尝到它的苦涩。

  作者: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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