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正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谁是中国未来“经济之都”

  经过从政府高层官员到经济学家,从企业家到新闻媒体的反复灌输和吹风,中国将为高科技企业融资设立创业板如今已不再是悬念,而如果要说有什么不确定因素的话,毫无疑问当属创业板今后将设在哪个城市:究竟是上海还是深圳?

  有心人注意到,在去年底的深圳高交会上,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胡继之曾发表了题为《创业板市场与深交所的历史使命》的演讲。在创业板“花落谁家”之前的敏感时期,深圳方面以如此昂然的姿态将创业板与深交所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这一事后被戏称为“深圳创业板宣言”的演讲无疑是向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创业板非深圳莫属。对于关注中国城市季风的人士来说,创业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人们至少可以感受到城市间的竞走激烈到了何种程度。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广州,都在纷纷争夺对创业板概念的诠释力量。换句话说,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都在悄无声息地投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城市竞走当中去,城市的季风到底在向何处吹?

  - 创业板之争不应当被简单地理解为城市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更多的很可能还是一场关乎一个城市经济地位的比拼

  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历练和积累,中国各大城市的市长们显然对经济利益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换句话说,创业板之争不应当被简单地理解为城市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更多的很可能还是一场关乎一个城市经济地位的比拼。在这场目前还看不到尽头的竞走中,连北京也加入其中。按照专家学者们的看法,创业板设立的城市至少要具备四大要素:其一,金融业发达;其二,民营经济发达;其三,市场化程度要高;其四,国际化程度要高。用这样一把尺子来衡量,人们很容易就看出了各大城市在这场竞走中所处的地位,而且优势和劣势相当明显。

  先说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国际化大都市地位可以说是无可辩驳的,在这一点上甚至连上海也有所不及。另一个更接近创业板的理由是,北京的中关村经过20年的发展壮大,“中国硅谷”的形象正在日益丰满,而且中关村有一个现成的技术市场,目前交易额差不多占到全国的1 /5 ,上海和深圳只能望其项背。但到底把创业板放在哪座城市,毕竟是一个需要将各种因素放进去考虑的决定,中关村的高科技色彩很难盖过它所寄生的城市色彩。

  从证券市场监管的角度而言,设立创业板实际上是为拟议中的深沪两大证券交易所合并提供了一条通道。有关两大主板市场合并的说法流传已久,情况是明摆着的:两大交易所合并,可以提高资本市场交易的效率,为投资者降低交易成本,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主板的合并可以使深沪两地的角色分工完全明确,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主板合并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深沪两地股市走向统一,中国就将出现一个在亚洲仅次于东京和香港的第三大证券市场,总市值将超过5000亿美元,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结果。如此一来,上海与深圳两大城市的竞争态势很快就走向明朗化。以合并的主板市场规模而论,深圳这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中国城市新贵显然难以承受如此重负,大概也只有上海才能扮演上述角色。虽然决策层的态度尚未明朗,但所有人都可以想象,合并后的主板市场一旦定在哪个城市,这个城市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地位势必加重:谁让几乎全中国所有的企业都跑到它那儿融资呢?

  - 最迟从1999年开始,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一场将自己总部搬往上海的企业迁徙运动就已经展开

  一则有关跨国公司的动态是:全球第一品牌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把它的中国区总部迁到上海,今后这家跨国企业巨人在中国的行动号令将从上海发出。可口可乐这样做自然与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运转态势有关,但同时也清楚地告诉人们,在这家跨国公司眼里,上海的潜力不可低估。可口可乐当然不是第一家把总部搬到大上海的企业。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注意到,最迟从1999年开始,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一场将自己总部搬往上海的企业迁徙运动就已经展开。

  在中外企业群落的这场迁徙运动中,家电行业的动静最大,仅仅一年左右的工夫,国内屈指可数的一流家电企业如海尔、春兰和长虹都先后从自己创业的城市出走,把各自的技术总部迁往上海。

  著名企业如此,大批羽毛未丰的地方民营企业就更是纷纷仿效。曾几何时,浙江温州以“中国民营企业的天堂”而名闻天下,专家学者甚至称其为“温州的力量”,然而温州企业的出走也已经初露端倪。

  对于温州的一大批民营企业来说,“迁都”与其说是一次悲壮的远行,倒不如说是一次投奔未来的狩猎———在温州企业家的梦想中,曾经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更符合自己的投奔标准。

  上海到底有什么?四川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说,他其实非常不喜欢1996年以前的上海。有一次他在上海赶飞机,不料却一路堵车,最后只好改打“摩的”,从后座上被甩出去倒在泥浆里。但是现在变了,坐在希望集团在上海总部的新办公室里,刘永行显然对上海的现状感到满意:“在四川做小生意比上海辛苦,千方百计讨好客人,而上海人一精明就较真。但四川做大生意的不多,四川最大的局限就是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国外朋友到四川来,往往要下很大决心。但是我到上海后,每周都有外事活动,每个月我都会去看一次国际博览会。我们的公司放在上海一看,根本是小公司,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参照系,不会迷失方向”。

  来自宁波的企业家吴国迪对上海与家乡的区别是用资金规模来衡量的:“要办世界级的大企业,必须以世界级的城市为依托。(中国银行)总行对宁波分行和上海分行的授权不一样,宁波分行超过200 万美元的项目就要报总行,而上海分行的额度却是3000万美元!”在这之前,吴国迪一直在宁波安稳地做生意,只是后来因为当地银行实在无法满足自己的资金需求才决定“迁都”的。来上海后,吴国迪创办了埃力生集团,进出口从零开始做起,仅去年一年就做到了7 亿美元的规模。一正一反,“迁都”的好处显而易见。

  和家乡相比,吴国迪更欣赏上海政府机关与企业之间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从宁波搬到上海,吴国迪的企业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办完了有关手续:上午,上海市工商局一位副局长到宁波办理迁户,下午就返回了上海。关于上海行政机关的作风,吴国迪更是有感而发:“要通过上海的海关、工商等关卡,你找人也是7天,不找人也是7 天,而在其他地方,你找人是7 天,不找人是一个月。”在讲究办事程序与随心所欲之间,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企业家似乎更宁愿选择前者。

  有时候,企业投奔上海也不完全是从出生地无奈“出走”,在这方面,上海市也下了很大力气。来自上海市政府协作办的消息说,为了让春兰进驻上海,上海市特地决定把最好的地段让春兰挑。春兰总裁陶建幸据说一眼就看中了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市海外联谊部。为了给春兰集团腾出地方,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海外联谊会全部搬了家。

  “迁都”,自然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20年,中国工业化运动中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小地方出大企业。比方说,春兰出在江苏泰州,长虹出在四川绵阳,海尔出在青岛。这些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当企业慢慢做大之后,原来的池子显然已盛不下。浙江均瑶集团的王均瑶说:“如果我已经四五十岁了,像温州一些老板,这辈子吃吃喝喝都有了,一年再赚个一两千万,出出国,不是挺好的吗?现在已经累得要死,还到上海搞什么搞?最起码,环境就不熟,我在温州能闭着眼开车,可在上海上了高架桥就下不来了。但是,不正是因为追求这个高架我才到上海来的吗?竞争不断升级,我坐在温州,已经像打拳一样应付不过来了,必须往外走。”

  - 上海更像是两对矛盾的奇妙混合载体:过去与未来,新与旧,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其中寻找各自的梦想

  按照历史学家的观点,从19世纪开始便有了两个中国,一个灵活、活跃,富于进取,赶上近代的经济成长,并且眼光越出了它的疆界。另一个属于农耕和保守主义,安于自己的土圈子,而正是后者一直左右着中国的走向。

  上海学者朱学勤说,他感觉上海在分裂,一个虚幻上海,一个真实上海,那个虚幻的上海在把自己故意做旧,仿佛生活在历史里。在作家和学者的视野里,上海显然被细化成了一张张记忆的碎片,具体而又温暖。

  而在普通人的眼里,这种对细微之处的欣赏与回味更是被放大到了极致。北京一家外企的职员李东生有着同样的感受:“每次到上海,我都住在老锦江饭店,那里靠近淮海路,办事也方便。每天早晨在饭店吃早餐时,我都看见一位40多岁的男服务员极有耐心地摆放碗筷。我觉得这在北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想想看,北京有几个男人愿意干这份工作呀?可人家就是把它当成事情来做,踏实而认真”。

  一个真实的情况是:无论你对上海人的过分精明或者其他公认的“毛病”有多大意见,但如果把中国各地城市做一个比较后就会承认,上海毕竟曾经是一个工商社会,而工商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分工明确,讲究细节的完美。

  但仅仅有这些就够了吗?企业家“迁都”上海,投奔的到底是哪个上海?到底是朱学勤先生所说的虚幻上海,还是真实的上海?浙江杉杉集团老总郑永刚坦言,自己其实对上海并不感兴趣,“但是浦东确实好。”

  “浦东有几点好,最好的一点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浦东不设什么机构,在960 万平方公里算是一块净土。过了浦江,各区都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有时会拖市场经济的后腿。浦东管委会的新班子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在这里政府和企业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行政关系。我们不归它领导,我们就是朋友,这就是环境。你说世界上那么多大企业都在这儿,连语言都不通,要管又怎么管?另外,中国再没有一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在全世界都少见。这种硬件的环境对企业的益处非常大,对国外的许多人,你跟他说上海,说浦东,人家都明白,你说宁波离上海还有多少路,说了半天人家还是不明白。第三点,虽然浦西有些地方政策还比较死,但是市场很活。上海毕竟是国际化的城市,信息和市场都是国际化的,很多国外的大企业都愿意到这里来。所以坐在这里的思维方式和在宁波是不一样的,有高度。”

  至少对小地方出来的大企业而言,上海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更多地来自于人们对昔日“十里洋场”的迷恋与膜拜,虽然这种迷恋与膜拜未必有道理。坐在浦东一百杉杉大厦最高层的办公室里,杉杉集团老总郑永刚在把浦东和浦西这两个上海进行比较后承认:“从搞经济的角度讲,上海政府力量强,企业力量弱,国有企业老体制老是改不过来,观念转不过来,一说市政府好像不得了。”而均瑶集团老总王均瑶也认为:“在温州,政府官员的观念和我们更合拍一些,在上海,政府下面有些人的思想观念还是保守,拿着芝麻当西瓜。”

  这样看起来,上海还不仅仅像朱学勤先生所说的分为虚幻上海和真实上海两个世界,事实上还存在着浦东和浦西两个地理概念。准确点说,上海更像是两对矛盾的奇妙混合载体:过去与未来,新与旧,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其中寻找各自的梦想。

  - 和上海相比,北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一因素使它天然地成为中外企业云集之地

  有一个数字特别让除了上海以外的各地市长们看了头大:在不久前一次全国性的企业家调查中,虽然有远远超过半数的企业表示目前无意“迁都”,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如果要“迁都”,上海必然是他们的首选之地。在大上海的光芒照耀下,难道所有的竞争者们都注定要“花容失色”吗?

  有心人注意到,从去年下半年起,北京市朝阳区最大的一次“政府公关”活动———中央商务节就已经显露了这座城市所具有的雄心和对于未来的抱负。在中国各大城市里,北京的地位是独特的,这种独特表现在中央各大部委云集于此,甚至连这座城市的空气中也漂浮着皇城气息。早在计划经济年代,北京在全国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定位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跑部钱进”。

  20年过去,北京当然有变化。即使从最表面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看,相信在全国所有大城市当中,北京马路之宽阔都是首屈一指的。面临着来自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冲击,北京自然需要找回往日的那种感觉和自信。

  要讲驻扎的跨国公司,建国门外大街和东三环一带俨然就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在这个真正寸土寸金的地带,全球顶尖级的摩托罗拉、惠普、诺基亚、通用汽车等公司都把总部安在了这里。还没等“中央商务区”的概念真正炒热,装饰着金属色玻璃外墙的国贸中心二期工程就已告竣,并由此号称除了纽约世贸中心以外的全球第二大贸易中心。无论如何,北京仍是中国目前的跨国企业之都。

  再讲高新技术企业。从北京海淀区的白石桥路往北,走到北京大学南门,就是所谓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而牢牢占据着国内PC一半市场的联想巨人就坐落在这个中国式的硅谷地带。和上海相比,北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一因素使它天然地成为中外企业云集之地。换句话说,北京更像一座皇家之城,雍容大度而又气势夺人,上海则更像一座商业之城,精明有余而气势略显不足。

  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北京是第一家把“中央商务区”概念炒热的,只有在北京发起的这一轮造势运动过后,“中央商务区”的概念才开始广为人知并为其他城市所采用。北京甚至还学会了如何在稳妥中求发展,无论是中关村IT企业还是去年的网络公司海外上市,乃至于中石化和中国联通赴美国上市,处处都显现出这座城市国际化的色彩不断加重。

  - 随着浦东大开发的启动,广东开始遭遇自己最大的障碍:全国经济的中心已经位移到了长江三角洲流域,珠江三角洲的繁荣虽然仍在继续,但戏的主角却变了

  竞争年代论排名,而论排名就少不了作为珠江三角洲中心的广州。

  和北京、上海不同,广州是一座极具平民性格的城市。广州的崛起并非偶然,早在大清王朝,这座城市就以十三洋行闻名于世,英国人甚至将中华帝国把外贸限制在广州一地进行的做法称为“广州体制”。即使到了计划经济的共和国年代,广州依然保持着自己作为“外贸首都”的地位不变。早在中国对外开放以前,每年一度的“广交会”几乎是外国商人与中国做生意的唯一机会。

  广州的再度辉煌,自然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这里的珠江三角洲企业群落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新生力量。在这个呈三角形的地带上,顺德、深圳、东莞等地构成了早年间中国的新经济中心,它的特征是以大规模工业制造为轴心,源源不断地把“MADEINCHINA ”的产品以令人惊叹的廉价运往整个世界,而广州就是这一三角地带的中心。

  广东的经济一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全国五大经济特区中有三个坐落在这里。从资本流向来看,以广州为代表的华南经济圈主要得益于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资本,真正的西方资本反而略低。改革开放之初,以香港口味为代表的所谓“粤语文化”也曾辉煌一时,连千里之外的北京也不得不受其影响。时至今日,全国各地的粤菜馆就是这种文化长久不衰的象征。

  但是在最初的显赫过去之后,“粤语文化”显然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浙江杉杉集团老总郑永刚说得有些直言不讳:“宁波粗鲁的人比较多,温州人就更不行,没有文化,广东有些野蛮。”用“野蛮”来形容广东有些偏激,但企业家的评语总有自己的理由,否则为什么不用“野蛮”来为北京或上海下定义呢?中金集团总裁周传有认为:“在广东,政企关系很多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而我在上海和市政府并没有多少交道,而且上海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开放。广东没有上海这种气度,所以发展的后劲不足。”

  广州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瓶颈,不在于“气度”或“野蛮”等文化上的先天不足。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浦东大开发的启动,广东开始遭遇自己最大的障碍:全国经济的中心已经位移到了长江三角洲流域,珠江三角洲的繁荣虽然仍在继续,但戏的主角却变了。从某种程度上看,广州的角色划分今后将有可能更多地被归结为“华南经济中心”,不再具有改革开放之初“粤货北伐”时的意气风发。在众多的企业当中,我们发现,很少会有人打算“迁都”广州,只有乐百氏将自己的总部搬到了广州。广州在企业家群落中的“失宠”,未必意味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带的衰落。毕竟,想靠单一的区域文化来吸引和包容来自各种不同地域的企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无论哪个城市都不敢说自己做得很到位。

  毫无疑问,正在进行中的城市竞走运动是一个相当引人注意的态势。而在围绕着未来中国经济首都的竞走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犹如一场波澜壮阔的经济运动,从当年的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中国沿海改革开放的布局已经初步完成,下一步就看中西部的了。

原载:北京青年报

  作者:汤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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