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张凯:中国民族主义的困境

  何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横行无忌,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举步维艰?

  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龙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但更重要,也是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内因。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三民一个都不能缺,否则一个都保不住。中国民族主义在今日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民生、民权远远做得不够。

  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西方媒体充斥着中国形形色色的分析,其中有不少文章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义和团的再现,必须加以遏制。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要分析中国的民族主义,须从历史和文化说起。民族主义本非中国所有,乃是源于西方。今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无不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于西方,近代以来逐渐传遍全球。既然中国自古无民族国家,何来民族主义一说?其实中国古人对于民族的概念,是浅薄的。

  李唐皇室带有鲜卑血统,并不妨碍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满清入主中原,史家依然奉之为正朔。古人效忠的,是他们隶属的朝廷,而非他们隶属的民族。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这样描述史可法沉江之前的悲愤:“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可见在古人眼里,真正值得哀痛的,是皇帝老儿换姓,也就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异族的统治。

  一方面,古人的华夷之辨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统,只要接受中华文化,便是中华;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几次种族大融合,更进一步冲淡了种族间的距离。今天的汉族,在血统上和两千年前已有很大不同。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北宋末年金兵入寇,二帝北狩;每一次的大动荡,都伴随着种族的大融合。今天我们再也找不到匈奴,鲜卑这些民族,因为他们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而全国能通满文的人寥寥无几,盖因满汉之间的差别,几乎完全消失。

  由于我们的祖先重文化,轻血统,几千年来,朝代屡屡更迭,中华却屹立不倒,即使偶尔有外敌问鼎,也无不被中华文化征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古时的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的是“天下主义”,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中华重于种族的中华,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认为,改朝换代和老百姓没关系,而文化的兴亡才是和每个人戚戚相关的天下大事。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来指的是这个意思。

  中华民族的概念

  然而这一局面到近代就难以为继了。西方的入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个敌人有着优秀的、强势的文化。中国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靠自己的文化来保护自己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人很自然的像西方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在民族的基础上保卫自己。清末革命党人一方面排满,一方面又提出了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自然是针对“非我族类”的一切外国而言。

  从此,中国人效忠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建立在朝廷之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建立在中华民族之上的概念。国家兴亡,不再是“肉食者谋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大事。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辛亥革命将中华民族的概念根深蒂固的根植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中国人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而非效忠于哪个朝代,日本的入侵,才不被视为试图改朝换代的举动,而视之为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国人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国民政府抗战檄文),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拖垮日本,成功的保卫了新兴的民族国家。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

  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年来似乎屡招非议。中国人的爱国举动,在使馆“误炸”事件和中美撞机事件中的抗争,不但西方媒体诬之为极端民族主义,就连部分中国人也随声迎合。须知西方在捍卫自身的民族国家上,从不犹豫。八十年代初爱尔兰共和军囚犯在狱中为争取政治犯待遇而绝食,英国政府视人命如草芥,听任十余人活活饿死,手段之残忍、极端,实属罕见。何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横行无忌,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举步维艰?

  我认为,原因有二,一为外因,一为内因。从外部因素看,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必将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直接威胁西方大国的利益。这一地缘政治的基本事实,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无关,甚至与中国在外交中的一些具体作为也无关。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就像现在民主化的俄国一样,照样是西方的心腹大患。而中国在外交上的技巧,顶多只能暂时缓解一下这种冲突除非中国俯首称臣,甘做二流国家,否则必然会动辄得咎。

  中国的外交政策、手段,确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可外交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国际政治又服务于各国的基本利益,难道羊更温顺一些,叫得更好听一些,狼就不吃羊了吗?简言之,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龙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个现成的靶子罢了。

  但是,更重要,也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内因。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三民一个都不能缺,否则一个都保不住。中国民族主义在今日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的两个“民”没有做好。

  从民生的角度看,中国今天远远不能说富裕。我们依然有庞大的贫困人口,国有企业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仰人鼻息。

  鄧小平一代强人,却不得不将钓鱼岛问题搁置,留给后代解决,何也?鄧小平自己解释:“今天是中国求日本多一些,但总有一天,是日本求中国多一些。”(大意如此)。离鄧小平说这些话二十年了,虽然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中国求日本,求西方多一些的局面,并未得到很大改变。既然有求于人。又如何能挺直腰板,大张旗鼓的推行民族主义?

  我们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包括政治制度的落后。北洋水师船坚炮利,亚洲第一,却依然全军覆没。可见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利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民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无法捍卫民族主义。

  殷鉴不远,岂能掉以轻心!苏联不可谓不强,但民权问题始终没处理好,等到病入膏肓,改也晚了,偌大的帝国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为天下笑中国的国力离当年的苏联差了一大截,如果中国不下大力气保障民权,那么苏联无法避免的,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可以避免。

  一个昌明的政治制度,同样有利于民生。我的家乡浙江,自古为鱼米之乡,可从父辈口中听来的关于大跃进的一鳞半爪,足以让人恻然。像大跃进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在一个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家发生!试想当年若有完善的制度,能使领导人知道民意,能约束领导人的行为,能容纳彭德怀的正确意见,又怎会有河南信阳那样十室九空的悲剧?由此可见,生存权固然是最重要的人权,但如果人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生存权也无从谈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拿什么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民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正如鄧小平所言,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照样保不住。既然经济保不住,难道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完整,甚至民族的存亡,就保得住吗?

  中华文化是天下主义

  正是由于中国在民生和民权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中国人捍卫自己民族的努力才受到挑战、攻击,甚至辱骂、嘲笑。民族主义想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只靠民族主义本身。如果我们拿出公务员加薪的热情给教师加薪,如果我们把给北京申奥、粉刷胡同的钱用在希望工程,如果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杜绝贪官污吏,如果每一个官员都在新闻舆论和立法机构的有效监督下行事,何愁民族不强盛!而一个强盛的民族,才能很好的保卫自己。

  我坚信,虽然中国人在当代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中国正在朝民族、民权、民生全面进步的方面前进。什么时候这三者都做好了,中国也就能在世界上取得真正匹配中国伟大文明的地位,一百多年来为这一目标奋斗的无数仁人志士,才能在地下安息。这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全人类的大事。我们的雄心,不应当局限于做世界强国。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言,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能领导世界。我认为,这不是大师一时兴起的溢美之词。前面说过,中华文化是天下主义,是超越种族的。如果人类要实现天下大同,中华文化责无旁贷。中国的崛起,绝不能只看几个有限的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全球超强的中国,在我看来,不过是成就了霸业,而霸主的地位,是不稳定的。

  历史上各个大帝国,无非是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能千秋万代。而强大的文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才是王道的根基。我相信,虽然中国暂时告别天下主义,屈就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天下主义的传统,以中华文化征服世界。一个天下主义的中国,将和盛唐一样,四夷宾服,远人来归。天下即中华,中华即天下,这样的中华,根本不需要民族主义来保卫。如果中华文化能像在历史上打破中国境内的种族区别一样,打破世界上的种族区别,那才是中国的全面复兴。

  作者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研修财经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黄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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