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羽佳:龙应台又错了

  龙应台在《一个美国人死了》一文这样写到指出: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的话。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他反问:‘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文章最后说:“记者楞在那里。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美国人的死和几百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难道就错了。美国人如此对待自己的国民,非但没有错,而且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美国人没有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错了。错就错在巴解组织不仅把别人当人看待,而且把不把自己的人民当人看待。

  一个美国人的死跟一群外国人的死,直接跟本国统治者政策有关。在一个愚昧落后的国家,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流浪儿,他们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又何况生命呢?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今天这事故,明天那意外,打工者的命运跟大象脚下的蚂蚁一样无奈!而死后的价格却连美国人半年的工资也捞不到,有的可怜到连几百元钱的抚恤金也捞不着。如此践踏人权,我们有何资格取笑“人权高于一切”的美国人?!

  一位对美国“干预”不满的网友这样指责:“最爱把假人权的帽子拉出来,对全世界国家的人权说三道四的是美国人;最爱穿上一件自称为文明的外衣,对别国的国情、制度指手画脚的是美国人;最爱标榜自己的国度是离人间天堂最近的也是美国人。那是不是这样的人就可以肆意侮辱别国的人呢?”

  其实,在人权、文明等方面,我们都没有资格对美国的人权说三道四。在人权方面,我们还做得远不如人家。朝鲜战争北朝鲜无端挑起战争,为了南朝鲜,美国人干预了;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美国干预了;阿富汗倒行逆施,美国干预了……每一次干预的结果,是世界上必定多了一个民主国家。而我们拿生命和财产支持和拥护过的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一个个想起来就让人头痛。而美国领导人布什则在倒萨行动前批评恐怖国家的领导人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任凭世界上最糟糕的领导人勒索、威胁、用世上最无耻的武器劫持热爱自由的国家!”

  同为国民,则待遇天壤之别。在中国,遇到不可抗力的原因,国人死得一钱不值,即获得赔偿,抚恤金也是很低(民法通则规定如此)。而在美国则不同了,9.11美国遇难的无辜者,美国政府尽管支付了高额,还担心国民起诉自己的政策失误(每个死难者家属在领取抚恤金都要书面保证放弃起诉政府的全力)。我们有什么资格讽刺别人的人权的“虚伪”呢?!

  说起巴勒斯坦,我们一直站在弱者的一边,同情弱者也是本能。可是,近来一想起巴勒斯坦,人们就会跟草菅人命的人体炸弹相联系。如果记者要问阿巴斯,以色列百姓为何被害死呢?他可能笑得更开心!面对血腥,一个小国领导人竟能笑得如此开心?我不知道喜从何来?!林语堂说:“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的生活。”

  统治階級笑得开心的时候,其实是老百姓最不值钱的时候。在死人面前不寒脸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不是独裁国家的统治者。因为惟有他们,才根本不会顾及民意。他们无视生命,无视人权,鼓励他人献身,撺掇他人信仰“惟有牺牲多壮志”,而自己却剁在幕后。网友彼岸风光说:“人必须活着,生命才有所附丽。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最可宝贵的。但为什么,我们总受到一些教育,鼓励我们去牺牲?——我们为什么而牺牲?——我苦思苦想,终于只能沉默。”

  黄钟先生说:“中国历史上那一次又一次的兵荒马乱,一年又一年的民不聊生,一度又一度的治乱循环,一遭又一遭的言祸株连,一日又一日的秦政相因……人成了手段和工具。在中国,哪朝哪代又少过火与血的形式?1840年中英战争伤亡的军人还不及朱元璋搞一回冤狱死的人多。专制一点都不比侵略者的枪炮温文尔雅。北宋末年,人肉的价钱比猪狗还便宜。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杀个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让中国人思考人如何才能成为目的?中国人怎样才能不再受中国人的侮辱和蹂躏?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片自由的土地一方幸福的乐园?难道中国和中国人只配在坚船利炮的驱使下才会产生变革的愿望,做出变革的行动?”

  我们总是把西方侵略看得那么重,总是把西方列强看得那么可恶,其实,最可恶的是我们自己。假如没有西方列强的刺激,国人的精神面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假如没有西方民主作比较,我们的社会才不会放弃草菅人命的运动呢?我们的人权并不是我们自己完全争取来的,而是西方列强比较的结果。我们今天,只所以在生杀之时有所节制,是因为西方列强虎视耽耽的缘故。

  如果我们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善待自己的国民,我们的社会肯定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会象美国人一样善待自己国民的生命,那世界上政治的罪恶也就大大地减少。为了不在被指责为邪恶的国家,卡扎菲向西方国家示好,抓基地分子归案。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承认错误,说,“过去有人称我们为无赖国家,他们的指责是合理的。过去我们的行事方式带有革命色彩,我们以不同于世界的方式行事,我们承担所造成的后果。”独裁的朝鲜也在西方的威吓下,愿意协商解决,并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制度跟现代文明接轨。所有这一切进步无不是文明社会干预的结果。不管他们是否出于真心,亦或出于被迫,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独裁者承认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这一举动,要比我们的清政府死不认帐要明智得多了。

  宽容是社会文明的唯一考验。但是宽容的人群最为性急,忍耐力强的人群最不见宽容。世界不会饶恕长期存在于文明社会之外的罪恶,不管它文明多么古老。对于独裁国家领导人来说,挑战文明意味着跟清政府一样加速没落,自觉把自己溶入国际社会,就跟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迅速地使国家强大起来。“对内镇压,严重排外”的政府,是没有希望的政府。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拉克的萨大姆政权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真正地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是政府官员屈辱,而人民光面;一个可恶的政府,就是自己脸上光面,拿人民作自己光面的筹码。一个政府绝不可能是“中庸”的,它要么为人民稳定,要么为自己稳定。为人民稳定,政府就要忍辱负重,积极进取,带领人民向邪恶开战。为自己稳定,他们就会墨守成规,欺骗百姓,拿人民当自己稳定的人肉炸弹。

  作者:翟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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