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不要小看中国人

  加入WTO就是互相赚钱

  当中国跟美国达成世贸协议的时候,有些中国记者问我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说,经济学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法,世界上最可靠的供应就是给人家赚钱的供应,比如香港一点农业也没有,可是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我们会没有面包吃、没有水果、没有农产品,几十年来都不需要担心,以后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有商人会卖这些给我们,他们要赚我们的钱。假如有人说我们可以供应给你东西,可是不赚你的钱,那我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加入WTO中国要孤注一掷。其实参加世贸组织就是让人家赚我们的钱,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人家也让我们赚他们的钱。参加世贸组织就是那么简单,彼此互相赚钱,没什么可怕的。

  现代化要把农业人口大量减少

  现在,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大概是70%—80%。中国经济要想现代化,农业人口一定要大量减少。美国农业人口大概是7%,他们除了供应自己外,还有很多出口。日本的明治维新,农业人口是由85%减到15%。台湾高速发展时期也是从80%减到15%。所以中国农业人口一定要减少,转向工业部门。中国需要新建大量的工厂和城镇。

  可是建工厂就要占农地,工厂和农地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样一来农产品靠自给自足一定不行,假如我们需要工厂的话,农产品只好靠外面进口,这有什么可怕的?有人担心万一外国人不卖给我们怎么办?可是外国人也不是傻子,他为什么不卖给我们,他的农场主要赚我们的钱,我们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可退一步,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我们可以向欧洲买,欧洲不卖,向越南买、泰国买……中国怎么可能倒霉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卖农产品给我们呢?

  不要干预农村人口迁移

  我个人的推测,要搞经济现代化,中国像广州那么大的城市会增加40个。政府需不需要有什么计划来管这方面的事呢?政府对这方面也许有一点担心,比如说户口怎么管理?

  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日本当政的皇帝只有五岁大,他签一个字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当时没有人想到农民会因此统统搬到城里去,一点准备也没有,城市人口短期内暴升十几倍。但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经济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明治维新并不是特例,二战后的香港,无论是逃难去的也好,偷渡去的也好,内地移民潮水般涌入,香港人口二十年间涨了十倍,但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什么户口控制,都是自生自灭,而经济增长得很快。所以,在农业转工业方面也应该孤注一掷,农民想去城市就让他们去吧。

  金融、电信应加快开放步伐

  实际上,外国银行到中国来做生意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是竞争性的去借钱,他们是竞争性的借钱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要有好项目的话,根本不怕别人不借给我们钱,他们反而会求我们借他们的钱。外国的证券公司到中国来也是一个道理,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股票市场有很多不诚实的行为,如果中国投资人能够买卖外国股票,如果外国证券公司能到中国来,跟中国的证券公司形成竞争,就可以促使中国的股票市场规范起来。与此同时,中国的股票可以更容易地到国外去上市筹资,国外规范的证券监管体系也会迫使国内企业规范自己的行为。长远来讲,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有人担心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之后会威胁国家安全,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人家的钱拿到我们中国的国土上来,就等于是肉在切菜板上面,主动权完全在我们手里。

  这几年国内一直都在呼吁降低电信费用。从香港打电话到美国,等于上海打去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从香港打电话给深圳,等于香港打电话到美国的五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就是因为垄断,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很多人不能参加竞争。这个问题别的行业也存在,但电信行业表现得特别明显。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时代,电信费用过高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因为知识、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地依赖电信通道,而国民掌握知识、信息的多寡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

  国有企业不能修修补补

  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迄今仍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用别人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如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

  国有企业的问题一定要在经济彻底市场化的前提下解决。许多人对市场的功能仍然认识不够。市场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因为市场是不需要你认错的,它会自动地惩罚你。比如说我开一家餐馆,我煮的东西不好吃,没有客人来帮衬,我就没有生意,就要关门。市场不需要我认错,因为我认了也未必肯改。

  当经济运作不好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机器去修理,国有企业不是紧紧螺丝或是加点油的问题。政府的职责不是修理,而是要提供一个环境,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法则运行。

  股份制、多元化持股的思路是对的,但是股份一定要有转让权,假如没有转让权,这个股份是没有用的。人民公社的时候有公社工分制,公社工分制也是一种股份制,可是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股份一定要能够自由买卖,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点,政府可以拥有一部分股份,但是不要直接左右企业的经营。我想这一点近两年政府还做不到,因此一些所谓的股份制是不规范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应该孤注一掷,真正让投资人或者职工持有股份,决定企业的命运。

  警惕制度性腐败

  世界上大致有三种制度:一个是用等级特权来界定权利的,一个是以资产来界定权利的,第三个就是贪污的制度,是以贪污的权利来界定的。贪污一旦制度化这个国家就没救了。中国现在虽然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可是还没有到制度化的地步。制度化贪污的权利界定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像印度的贪污,你管皮包的进口,他管手表的进口,他负责外汇的管制,各有一摊,井水不犯河水,而且贪污的权利还可以买卖,可以继承。举个巴拿马的例子:官员贪污日期都清楚界定,比如每周一、周二、周三是他的贪污的日子,周四、周五、周六是你贪污的日子。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也要警惕。

  不要小看中國人

  我是从1981年开始看好中国的,当时我就说中国会走向自由市场的发展方向,这个观点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可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1989年时我仍然坚持。鄧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得很迅猛,可是通胀也是很厉害,朱总理在治理通胀方面非常成功,现在我对中国前途还是看好。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中国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一旦中国加入WTO,中国就会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这种观点是太看不起中国人了。多年来我就有这样一个信念:中国人的竞争力不比任何人差,只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我们中国人一定能赢,海外华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刻苦耐劳,而且劳动力非常廉价,这几年我觉得中国人不止是劳动力廉价,连天才都是廉价的。中国有这么多天才,这么努力地做事情,怎么可能输给外国人?问题是现在规章制度太多,对经济的管制太多,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所以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能够发挥人民创造力的经济环境。

  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一个艰巨的历程,中国要抓住机遇,一步都别走错,才能进步得快一些。

  我去年去武汉和北京的七所大学讲学,我对那里的学生印象非常好,他们令我想起自己当年求学的时候。目前的问题是师资不是那么好,因为薪水太低。可是现在学生自修非常有成就,假如现在的年轻人有我当年在美国求学时的那种机遇,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名师指点,他们一定会胜过我。

  张五常: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1967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跟随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工作,1969年获聘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他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原载[南方周末]

  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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