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洪:有感于“文化平等权”

  6月19日的南方周末“文化”头版文章《龙应台:文化权是平等的》,提出了“文化权是平等的,每一个纳税者都可以要求。连因案坐监的犯人都应该有文化权。”读来让人耳目一新,联系该报5月15日龙应台在文章《谁的城市谁的家——我的市民主义》中所写:( 上海“新天地”工地的) 瓦砾堆上守着门框的老妇人越退越小,很快就不见了,可是那张废墟上的门,像一个歪歪斜斜的问号,令人不安。一种平民意识和人文关怀呼之欲出,叫我辈不得不汗颜。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近八成居住在农村。早在2000年,我国城乡整体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 41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城乡之间文化知识的差距呢?到中国各地乡镇走一走,看一看,还有多少文化基础设施( 如图书馆、电影院和文化馆等等) 在正常运转,又有多少文化馆变成了麻将馆,甚或被拆了事?而农村的村、组里一年究竟有没有一场露天电影可看?而更危险的现实在于,久居城市的人俨然自觉比农民高人一等,有着钱看电影,听音乐会,即便对农民兄弟心怀同情之心的市民又对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及农民精神状况有着多深的了解?──而这种事实上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导致农民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儿女“逃离”乡村,定居城市。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推行的“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机制终于有了首次评比结果,七台的《农业新闻》榜上有名。淘汰是因为收视率低、观众反映较差、节目形式陈旧及成本太高等原因被淘汰的。对于被淘汰的栏目,央视将处以重罚,不再允许播出。类似的情形在各类媒体中比比皆是。任意收看各省市的新闻联播,都成了都市新闻专题,报刊杂志看得最火的是都市报和时尚刊物,专门为农民打造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栏目寥寥无几,因此出现了湖南卫视《乡村发现》节目红遍华夏的稀奇。

  未来学家托夫勒曾指出,任何文明社会存在着技术、社会、信息、生物、权力和精神圈层等六个相互关联的领域,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这六个圈层交替的结果。而著名的“木桶理论”说的是一只沿口不齐的木桶容量的大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要使木桶能装更多的水,就要设法改变这块木板的现状。就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来说,最长木板应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和稳定的发展,而短板就在于城乡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失衡。如果说经济上的差距容易弥补,那么,文化发展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科技、卫生和教育“三下乡”活动开展了好多年了,我想作用肯定是有的,然而为什么志愿者仅限于高校学生,而不将其扩展到机关、企事业单位,而且一年仅为一次且均在暑期?事实上这本是缩小城乡“知沟”(亦即信息沟),防止和解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

  人生来平等,但我们的草根阶层常被人为地划定在一定的“文化地图”里,高企的消费价格阻止着他们文化消费的冲动(比如都市文化场所之于城市弱势群体),更或不给他们这样的选择可能,并通过媒体强行传达异己的世界(比如城市媒体之于农民)。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是农耕文化的代表,它的特点是安足,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进取、富强是相反的。而照目前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的态势,不只是原有的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又在城市的文化选择影响下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和特色,这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就“文化平等权”来说,我们不只缺少实践家,更缺少的是为之呼号不已的理论家。从这个意义上说,龙应台是难得的双料榜样。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

  作者电子邮件:a.yu@sohu.com

  作者:张玉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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