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业:士大夫在奴性中死亡

  中国古代的“士”原指成年男子,后泛指介于大夫(古代低级官职)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多为有些文化的人,在等级社会中称其为“士大夫”也就意味着与贵族沾上边了,至少有一个人格独立的社会优越感与道义责任感。也就相当于西方称其为知识分子的人。它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与必然要求,这种“士大夫”在我国最早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这也是它最兴盛的时期,这才有文明社会“百家争鸣”大好春光的开始,这时“士大夫”的独立地位非常之高,甚至有“帝师”之美誉,以孔子为最光辉的代表。民间更有“万般皆下品,惟独读书高”一语广泛流传。这种传统从官方到民间一直延续下来,从形式上看甚至是越来越高,孔子的封号,一直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也多次宣布重视知识分子,国人都没不因此以文明古国而自豪!自豪了数千年后,现在仔细一看,才发觉上了当,历代统治者尊重知识分子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都是在不防碍其皇权的大前提下的旨在装饰的“作秀”(“做戏”、“作骚”或“摆花瓶”),它们不仅不会尊重知识份子作为其存在价值特征的独立性,甚至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剪灭它!

  需知,适应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与必然要求而产生的“士大夫”的灵魂正在于其人格独立的社会优越感与道义责任感上,从这一实质上看,中国的士大夫早已一天天死亡了。在统治者精心设计的奴性的陷井中死亡了。它的死亡标志着社会文明的大倒退。

  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发展的各国,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统一后,野蛮的皇权只允许“士”附在皇权这一张皮上以实现其“忠”,才可以生存下来,这就使“士”从失去独立而走向死亡。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的大规模剿灭异端实行的思想文化统治,历代虽因分合治乱时有紧松,但总的说来是在“百代皆行秦政治”中加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一个“赚”字把历代皇帝对士大夫的“良苦用心”描写得淋漓尽致。士大夫精神一开始被排除于主流社会后还时多时少地残存于民间,到“马克思加秦始皇”,引入了自封为是可以垄断的唯一真理的“战无不胜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实行極權主义的思想文化统治后,连能“藏垢纳污”的民间社会也被取缔了,到实行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的全面专政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士大夫通过“洗脑”“交心”达到“脱胎换骨”,不屈者连同肉体一齐消灭,苟有生者则灵魂早死,并巳驯化为靠食同类残血而生之奴,真正的士大夫彻底、全面死亡了,从此“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只剩下皇帝与流氓,任驰骋”。从士大夫本身来说实现灭亡过程的关键就在于在专制统治下培养其奴性,培养其为驯服工具,以这奴性取代可贵的独立性,对个别的实在不堪教化的就将其思想连同肉体一齐消灭!这是数千年来多么惨烈的一部思想文明灭绝史啊!

  从精神方面讲,历代统治者为了收买人心总是不遗余力地一方面标榜尊重孔子、尊重“士”人,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改造孔学、建立适应其巩固统治的新儒学(特别是以后的宋明理学)为其服务。尊循着“要消灭一种已有广泛影响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将它改造成为自己服务的学说”即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原则,把百家争鸣时代“上下求索”提倡“学而思”的孔学渐变为实现其思想统治的并带有宗教色彩的“儒教”,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高呼“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天理”也就是他们“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以“天降大任”而拼命维护的“道”与“礼”,提倡“克已服礼”,他们很看重这个“道”,达到了“道不同不与谋”的程度,拿现在的话说,其主要就是讲政治,是以政治为最高的中心(哲学、科学与宗教都处于次之,这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都不同),“灭人欲”更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缺失这一大患,在一个个体缺失的文化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潮的,因为民主的精义就在于确保个人的自由。儒家的“道”主要就是治国、治世之道,讲的是以“国”为重,而“国”就是以国之代表“君”为重 (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影响与决定的,不是以民为重,更非以人为重,用“代表”一说就巧妙地转换了概念) ,“治”就是稳定高于一切,稳定的基础就是“三纲五常”(不是平等)的安定团结。什么以民为本,替百姓说话,也是希望圣上施行仁政,也是从属于治国之道的,当然也反对昏君,甚至讨伐暴君,但却不反对“皇权”,甚至崇尚明君,反对霸道,主张王道。然而却从不讲个人自由与发展,也没有民主平等的理念,思维方式多从道德层面出发,不大重视逻辑层面,没完没了地讨论人生而性善或性恶,也从不探讨一下人应否是生而平等,因为这些都属于有碍“天理”的“人欲”,是当“灭”的对象。而“学”的理想便是做官,“学而优则仕”嘛!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本文引用过的“万般皆下品,惟独读书高”一语前还有重要的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儿曹”,他们的道德观就是以“忠”、“孝”纲常为最高准则,不能“闻达于天下”时,亦要“独善其身”。这是从小就代代相传的,教育孩子就是“要听话”,要“识时务”,学会“巧言令色”,要确立好自居的位置,“规规矩矩”处世为人。“士”就变成了“为知已者死”的一副奴才像,当官就是皇上的奴才,历史上的皇上,大多为霸道起家的流氓,得势后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必然需要有文化的奴才。培养奴性是消灭统治者最惧怕的“士”的独立性的最佳选择。

  仅管如此,知识份子的思考与观察、良知与正义的理想追求往往又与皇权专制的现实发生矛盾,所以历史上正直的知识份子又总受专制的迫害,另外在权力斗争中也会使知识份子因“忠”而夹在中间受难,这些“思想受难者”常常又曾是“施难者”,就是在大兴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的建立中,不少一部份大大小小的官家知识分子也是“名垂青史”的(这既不是竟争问题,也不只是“文人相轻”,而是陷害与残杀,已从“奴才”发展到了“帮凶”!)更不用说从幕僚、师爷、秘书到写作班子“梁效”一代代“文化奴才”替主子所作的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了。毛泽东当年对知识份子有一个皮毛的比喻,是非常生动的。长期的传统的专制主义统治与生存的艰辛,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忠孝的知识份子的依附性与奴性,到“秀才迂见兵”时更使知识与正义蒙尘,最多也只能以独善自慰,以至发展到愚忠、愚孝,这种德性又进一步助长了专制主义的发展。就这样“消灭其精华,弘扬其糟泊”彻底改造了孔学,纵观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更迭,维护原有政权一方总是打着尊孔牌位,高呼“安定团结”,而企图推翻原有政权的一方便总是高举反孔大旗,高呼“造反有理”,到了新政权建成后需要巩固其统治时,又祭起尊孔牌位就是,孔学总是不断地反复被改造、利用、充实,孔子是批了又树,树了又批,尊孔与批孔的文字何止千万,反反复复,各取所需,因为立论不同解释各异便都是“言之有理”,一直弄到了今天。其实两千多年间各取所需的传统儒学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

  这种以“忠”、“孝”为中心的“纲常”传统数千年来根深蒂固,只有到了近代,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出了现转机,开始有了自由、民主的启蒙,可是,这好景不长,从1927年开始国内政党争权斗争日益加剧,以及后来日寇入侵,中断了这个启蒙,救亡与革命代替了启蒙,启蒙的带头人物在梁启超和陈独秀之后,堪称“民族的脊梁”的,有鲁迅、胡适、殷海光,有储安平、…,有遇罗克、林昭,…。他们都一一蒙难,他们惨死的时候,周围全是兴高采烈的看客:储安平在被侮辱和殴打之后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遇罗克在一片狂热的“打倒”声中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林昭被枪杀之后,还居然强迫她的家人拿出五分钱的“子弹费”!经过几次浩大而残酷的政治运动之后,魂飞魄散的知识分子们沉默了,古语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於是,梁启超和陈独秀的传统断裂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全部被纳入体制以内,丧失了“独立进款”,成天只能“为稻粮谋”,“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受到了严厉地批判,备受民众关爱的民间人士、“社会贤达”也没有了,在高度極權主义下从1949年起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了,特别是这个体制被当作国家和人民最高利益的全部唯一代表以后,发展到其极至全面实行无产階級专政,一直时多时少还保留在民间的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也彻底完蛋了。在历次以迫害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那种善于自贱自辱的奴性水平,真是达到了举世无双、令世界震惊!这可以郭沫若等先生为最生动的代表。启蒙的微弱影响也在1957年夏天最终地被剪灭尽净,在无产階級全面专政的大旗下,在大跳“忠字舞”的步伐声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在高呼救世主“万岁”和“做驯服工具”的膜拜声中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顶峰。就是在1957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最多也只是感到当局不信守承诺、不讲信义,搞了“阳谋”,误了“士”的一片忠诚,对后来的仅以“改正”处之,也深表感激涕零,个别的虽也觉不公,但却亦可接受,“母亲打错了儿子”也是可理解的,因为这并非争民主自由之根本矛盾也。拨乱反正后更常听到赞美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虽受辱而无怨无悔的“崇高品格”,这种赞美实际上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深刻的批判。在起码的是非与正义面前,虽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内心明白,但迫于生存也早已习惯于明哲保身而“噤若寒蝉”了。积淀下来,竟形成了今天挥之不去的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泛滥。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说穿了就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到上的奴隶主义(李慎之语),专制孕育奴性,奴性又滋养着专制,就这样在相辅相成中践行了数千年。在实现市场经济的转轨后,如果没有紧跟的社会政治文明转轨,上述的传统中的权势的奴性,自然地又极易转化为权势与金钱的奴性,可贵的“士大夫”精神就在这奴性的日益澎涨中彻底死亡了,使中国知识断代、文化断代、传统断代。只要稍加注意到近年来累禁不止且日益严重的医生收红包、教师搞应付、教育变味、学术腐败、职称贬值……等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代表社会良心的作用,发展到整个社会丧失正义与诚信,导致社会各方面大面积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腐败!社会良心、道德、正义的全面毁灭。使社会文明之路断裂!这就是今天已经可以强烈感受到的面临的严重危机啊!这绝非危言耸听,这就是我们国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真正的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而不是国家的或政府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何时才能超越上述历史,从“体制”中彻底解放出来,重获新生,走上有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的道路,重现“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以完成中国自由与民主的重新启蒙,使古老的中华告别数千年来的臣民社会,建设成真正的公民社会,实现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真正溶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啊!

  附带说明:经过了一生的观察与探索,我于是下定了决心:我同我们数亿万老百姓一样不属于任何派别,也不迷信于任何主义、宗教(包括无神论)与任何名人、偶像等,对形形色色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学说,当然我也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有时也有自己的见解,更多是没有看法或不表态,我无权要求别人一定要同意什么,同样别人也无权这样要求于我,对已不迷不党,对人和而不同;我只愿作一个保持精神独立的、极普通的人而已。

  写于67岁生日

  作者电子邮件:hechengye@163.com

  作者:贺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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