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知识分子的“游击战”

  知识分子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是拥有知识的社会阶层的统称,是中性的;而狭义的知识分子,则饱含价值和道德判断,专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仅有深厚的知识背景,更重要的是,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不趋炎附势,敢于说真话,崇尚正义,与执政者保持一定距离,始终坚持社会批判的民间立场。本文所指是狭义上的知识分子。

  专制是人类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一直顽强地存在于階級社会历史之中。或赤裸裸,或披上各种伪装,但不管以何种面孔出现,它嗜血的本性一直未变,总是以自由和民主为敌,因而自由和民主到来的步履是如此艰难。自人类社会出现专制以来,承担社会批判责任的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与其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斗争。斗争的形式,可概括为“阵地战”和“游击战”两种。

  “阵地战”与“游击战”是军事上最基本的作战方式。是采取“阵地战”还是“游击战”,关键在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大小。“游击战”是我方力量相对弱小时,既能对敌方进行有效打击,又能保持我方有生力量的一种较好的作战方式。在专制社会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往往处于社会弱势阶层。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他们力量显得极其弱小。但良知和血性使他们不得不举起手中的笔。于是,“游击战”便成了知识分子与专制进行斗争的常用方式。

  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外围,相应分布着文化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专制国家的荒谬,首先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反人性上; 其次表现在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严重不合理上。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统治者垄断公权、擭取最大私利的根本保障和掩盖其贪婪本性的最后一道遮羞布,历来统治者都是竭尽粉饰之能事,极力将其“合法化”。直接否定专制的政治制度,触犯了统治者的大忌,必然招来疯狂、血腥的镇压。

  前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是该国原子弹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氢弹之父”。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卓越贡献,政府给予他极大荣誉,他两次被授予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金,三次提名社會主義劳动英雄。但当他认清现行政体的专制本性时,走上了与体制离经叛道的不归路。1970年,他和一些朋友组织了民间性质的“人权委员会”,要求国家进行保障人权的政治改革,把矛头直接指向国家的政治体制。然而,当他作出这样的抉择时,厄运就接踵而至,他受到了克格勃的迫害。所有特殊待遇被取消,人身权利被剥夺,有病得不到治疗,甚至长期被监禁、流放,几乎丢掉性命。连萨哈罗夫这样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功臣,都陷入如此悲惨境地,其他一般知识分子的处境可想而知。中外历史上,因直接对抗专制而付出自由、健康乃至生命代价的知识分子难以胜数。

  在“游击战”中,知识分子批判的锋芒,没有象萨哈罗夫那样直指专制国家反人性的政治制度,而是从文化、经济、教育、环境等多方面具体问题入手。今天针贬教育不平等,明天批评分配不公,在这篇文章中斥责道德沦丧,在那篇文章中揭露官场腐败,声东击西,进行灵活、流动作战。

  龙应台是‘游击战“的高手。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杂文集《野火集》里,她揭露和针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种种病象。从激情的文字里,读者可感受到龙应台对专制与暴政的痛恶和批判,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呐喊。然而,当时龙应台正处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她非常清楚对手是什么,以及对方所能容忍的底线是什么,于是,她选择了迂回的策略,绕过雷区但又执着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她说:”面对独裁政府,表面上的文化问题,环境问题,真正挖掘下去,背后都是政治问题。但政治氛围又不允许一个作者碰,那你怎么办?你只好从表面的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着手。“(据《南风窗》2003年9月上半月刊)

  对专制的揭露和批判,鲁迅往往毫不留情。但他在斗争方式上,则是灵活多变的。鲁迅生活的时代,统治者严密钳制言论自由,文网遍及全国。鲁迅不能不找“钻网”的法子。事实证明,他是世界一流的“游击专家”。首先是使用笔名。他一生共使用笔名140多个,仅1932年到1936年四年间就多达80多个。官方检查机关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写什么”上面,鲁迅则避其锋芒,更多在“怎么写”方面用力,迂回逼近目标。就拿鲁迅写的杂感来说,他谈历史,谈文化,谈典故,题材似乎距离中国现实十万八千里,其实无一不息息相关。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于是办“地下出版社”自费印书。如以“三味书屋”的名义出版《毁灭》、《铁流》等。(据《鲁迅的最后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专制的铁掌总有漏光的缝隙,关键在于战士的智慧和策略。

  从客观上说,知识分子采用“游击战”,虽可以在保障自己人身自由和安全方面提供更大的可能,但有的知识分子选择“游击战” ,并不是因为缺少直面专制制度的胆识和勇气,更多是策略上的明智选择和追求批判效应长远性的审慎考虑。

  龙应台说:“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 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作最大的‘颠覆’,作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我的不安——八十年代这样走过》)龙应台以大量切中时弊且又能为当局的最后底线所容忍的文字,依靠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由民主理念的社会化和普及化。

  在短期内,也许可以打碎一个专制政权,却很难建立一个成熟、健全的民主社会。取代旧专制政权的,则更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专制政权而已。民主社会的形成,关键在于民众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而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的长期沉淀,沉淀到每一个细胞里头,沉淀到文化底层里头。“游击战”虽不如把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制度的“阵地战”那样震聋发聩,但它能为知识分子赢得更多的发言空间和持续的话语阵地,尽量影响和启蒙更多的人,这有利于民众的全面觉醒和社会公民意识的普遍形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游击战”比“阵地战”有更彻底和更根本的意义。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方式,只要能够勇于挑战专制,探求通往自由和民主之路,都是社会和民族的脊梁,都是值得尊敬的。

  作者:苏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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