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五四精神和五四式手枪

  前天,一个老朋友从绵阳来。我们去游乐场玩童年时错过的过山车。之后在大门口的地摊上,看见有仿真枪卖。我们买了一把五四式7. 62毫米仿真汽弹枪回去,在我家的楼顶上打靶。严打期间能买到仿真枪不容易啊。我们一遍遍拔枪瞄准,童心未泯,杀机四起。

  拔枪的镜头看得多了。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出租汽车司机》里罗伯特·德尼罗在家中练习拔枪的那一段。机械、简单,不断重复。有两种情绪掺和其中,一是掉入虎口的雏妓激起了这个愤怒青年的替天行道之心,这之前所有的社会不公和肮脏,找到了一个快意恩仇、一劳永逸的出口。另一种情绪,则是我们在楼顶上手握凶器时的那种快感。一种想成为杀手的梦想,也是这个前海军陆战队员拔枪的欲望和一贯逻辑。军人或者职业革命者有着暴力训练的前科,当杀人的正当理由渐渐淡去,杀人这件事本身开始浮出海面。暴力就是暴力。合法性的外衣轻易就被褪去,就像纸包不住火。

  罗伯特·德尼罗终于像郭靖或者乔峰一样,冲进娼寮,打死了皮条客和嫖客。解放了妓女。用暴力解决问题,是革命家和革命家培养出的军人根深蒂固的方式。斯泰龙的《第一滴血》,陈果的电影《去年烟花特别多》,都用的这个逻辑。

  1919年五四运动,愤怒的学生和市民火烧了民宅赵家楼。刘大生先生已经指出其中的暴力行径和非法性。这个“非法性”和“合法性”的界限本来泾渭分明,但一延用暴力,诉诸革命,就马上模糊不清了。1925年北京一些市民围攻并放火焚烧了《晨报》报馆。胡适认为这是非法的暴徒行为。但作为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却坚持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革命行为。这个分歧在根本上造就了今日之吾国。

  传统意识形态钦定五四精神就是反封建反帝国的精神。这个五四指的是作为五四学生及群众运动的五四。而今人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甚至是自由主义启蒙的五四精神,则是侧重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民主不可能以非民主的手段去获得。暴力革命打乱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将非民主的惯性和人心深处的暴戾像一颗子弹留在了民族的脑海,在每一回风雨欲来的关口,便会隐隐作痛,甚至脱柙而出。

  54式7. 62毫米手枪是我国仿制前苏联TT1930/ 1933式手枪的产品,于1954年定型,至今装备部队,是我国生产和装备量最大的手枪。装弹8发,射程50米。可以说是革命成功之后的护花使者。我们买到的仿真枪装弹10发,射程20米,若是对人射击,有一定的威力。所以在严打期间被一律禁绝。

  然而暴力革命的致命弱点也在于此。靠暴力起家,不以杀人和放火焚烧民居为非的政权,又以如何的理由去禁绝枪支、杜绝暴力,在合法性与非法性之间再次树立泾渭分明的鸿沟呢?当贺龙轮起两把菜刀胡乱砍人,当《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高声唱起“砍头好比风吹帽”时,当张君说“我杀人主要是因为我穷”时,革命和不能革命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一个将龙庭坐稳的政权如何将手上的鲜血洗干净,将为正义而杀人和为私欲而杀人区别开来。武侠之那些大侠,枪战片中那些如同罗伯特·德尼罗一样的枪手,也是以正义和理想的名义去替天行道。这个政权如何告诉大家,从今以後就不许再这样了!

  英国当代思想家鲍曼在《社會主義——积极的乌托邦》中说道:“社會主義和一切其它乌托邦都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性质,只有当它存在于可能的领域中,它才保有其丰富的生命力。当它宣布它作为经验实在已经完成时,它就失去了其创造力,而不是激发人的想象力。”问题就在这里,乌托邦永远是乌托邦。乌托邦永远高高悬挂在前方。当夺取了政权后的革命者宣布:“Game is over”的时候,还是永远有着许多依然被乌托邦所感动的革命者和准革命者,对现实不满,他们还要拔枪,还要放火,他们觉得这个政权已经变修了,已经背叛了当初的理想。怎么办呢?当权力的来源不是自下而上,而是靠暴力、靠千万颗人头落地而获得的,这种权力就无法自圆其说。

  所以美国的持枪自由,有着前后一致的逻辑。这个从前没有合法性火炬传承下来的国家,在拔枪之后获得了独立。当私权利在名义上被让渡出去组成政权,这个政权没有任何理由转身反对老百姓的持枪。它唯有坚持政教分离,拒绝乌托邦,并以宪政的逻辑渐渐取代拔枪的逻辑,让持枪自由成为仅仅成为一种政治上的象征,和刑事上的束缚。

  对于这个“天生的现代国家”(马克思),暴力的启用也带来了今天无法根除的后遗症。如何在自圆其说的逻辑下,进行对民间枪支的控制呢。

  一旦拔枪,一旦放火,就已经背叛了五四的精神。之后的暴力革命,便在背叛的路上越走越远。走到独裁,走到奴役之路,走到对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枪杀。古人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拔枪的逻辑就是消除异己的逻辑,就是唯我独尊、口含天宪的逻辑。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了。

  陈独秀在1940年《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无产階級民主和资产階級民主一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者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回到了五四的路上。“反对党派之自由”,也就是要有第二、第三的自由。我们要做的,无非也是旗帜鲜明地拒绝乌托邦,并以宪政的逻辑渐渐取代拔枪的逻辑,回到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路上。

  我拔出五四式仿真手枪,瞄准射击。一个红色气球应声破灭。虽然它的名字只是个巧合。但这个名字,在这个日子里,还是让我觉得羞耻。

  作者: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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