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仲达:后鲁迅时代的无物之阵

  在一个学术凸现思想淡出的时代,在一个以谈论“自由主义”为荣的时代,在一个以嘲笑崇高解构大师的时代,在一个逐渐丧失血性泯灭良知感情干瘦的时代,拙笨的我依然谈论被精英知识人丢弃“超越”了的鲁迅,这注定不合时宜。不时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鲁迅已成了垃圾桶”、“一个健全的社会,应以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主流”,宣布什么“要将鲁迅送进垃圾桶”,甚至以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为参照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依然固执地认为,这个社会( 包括知识界) 对鲁迅对我们民族的意义认识得不够误解得太多,应进一步深入认识鲁迅研究鲁迅。我坚信,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资源仍然具有尚待开发的潜力,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时,文化启蒙者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于是困惑中探索在探索中坚守,成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尝试着探索从鲁迅的精神资源里引出一条路来让自己走得比鲁迅更远。90年代以来,我在一种盐碱地一样的中国文化氛里,强烈地感受到了一无所赖的精神痛苦,感情上比任何时候都能靠近鲁迅,苦闷、焦灼、傍徨,四顾茫茫。在无限狭窄萎缩的精神格局之中,无物之阵的痛苦加剧,现实生活中的无聊、暴力、仇恨、奴役、对抗,让我一次一次亢奋又一次一次地荒寒起来。

  读鲁迅的书,我时常震惊于他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尤其是人的心态的深刻洞察和批判,他对国民的批判以及对民族奴隶本质的剖析,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奴性的聚焦批判,常常把我从浑噩中唤醒。不知是鲁迅帮助我认识了生活,还是生活促使^_^ 向鲁迅。总之,逃开鲁迅几乎成了一种枉然。鲁迅那种站立在思想废墟之上的深刻怀疑,形而上的生存之感,那种抵抗传统而又摆脱不掉传统的“中间物”意识,久久纠缠着我的神经,带着这样的追问我在茫茫的大荒原上追赶着先生笔下的过客。

  鲁迅至今仍是无人超越的大家。要想超越他,就不是多读几本书,多积累点儿知识,多写多少万字能做到的。要有一种天赋的个人的深度才行。( 刘晓波)鲁迅一生以人生为学问,梁实秋等以学问为人生,两人实在不在一个档次。鲁迅的阴、冷、黑、沦、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鲁迅是中国文化中独立无二的奇迹,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悟性最高的智者,而他的悟性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奴隶根性的剖析。这就是光辉的“立人”思想,“立人”思想是贯穿他的整个一生。而中国民族的国民性与奴隶概根性又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阿Q”形象就是国人劣概根性的象征,鲁迅借用这一形象主要讽刺中国知识分子,是企盼中国知识分子能够“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悟出自己的奴性,摆脱精神胜利法这种心理上与思维上的奴性窠血。中国要强盛,必须涌现一批脱掉奴性真正拥有独立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鲁迅正是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才把反奴性的工作重点集中在他们身上的。然而,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很多,奴性的由来涉及政治经济、异族奴役、精神礼教、社会心理、教育制度、思维方式几个方面,仅仅将国民性的负面表现全部归咎于民族文化的熏染,而集中对知识分子奴性的批判,虽然是一个误区。以鲁迅的智慧,他不会看不到这点,而是他的特定身份与他改造国民性的特定方式,决定了鲁迅只能把反奴性的主要对象定为中国知识分子。但不能说明,鲁迅对愚昧的大众不持批判态度,而是他的精力有限。鲁迅的后期是在一种极其苦闷、窒息、凌乱、倦怠、怨恨、仇恨之中度过的,他性格中的阴暗面暴露无遗,四面出击,陷入与论敌的苦斗之中。他早年倡导“排众数”( 个人自由) 抛在脑后了,怨恨与绝望充斥着他的大脑,对此,我们还能苛求他考虑什么欧美宪政的建议意义吗? 处在那样的环境或许鲁迅只能关心“革命”本身,这个用暴力推翻既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手段,对于如何建议一种可有利于改善国民性的崭新理想社会秩序,他当然没有明确主张。有人批评他“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这些都是表象,没有证据表明,鲁迅不是一个宪政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而是当他发现胡适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象廷臣一样依附于既定统治秩序,口口声声发表什么“民主”、“人权”之类的话,感到没有出路。由此看来,不能简单否定鲁迅是不是宪政主义者。胡适在观念上企图承受西方知识分子“为学问而学问”的独立精神,而在行动上竟演变为一种类似“帮闲文人”的奴性人格。他在1933年4月8日给汪精卫的信中反复说什么做国家的“诤臣”和政府的“诤友”,实际上这种自觉的奴性,导源于他心理深层的儒家意识。在这一点上,鲁迅远比他清醒,丝毫不和传统调情。

  事过多年之后,在我们对鲁迅厌倦之后,突然做梦地想起了胡适。我们抬出了他的民主宪政,知识界讨论“自由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怎样建构一个政体,以及该政体对国民性的改善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显著问题了。我也和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向往一个没有专制和暴政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到来,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我也经常阅读自由主义知识者胡适、殷海光、刘军守、哈耶克、柏林、杨小凯等人的文章,如果说胡适、刘军宁、李慎之这样自由主义知识者的文章还算温和易懂外,网站论坛上的那些“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却让人不敢领教,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一下子掉下了多种玄乎的术语,充诉着空洞的学术术语,讨论起问题,一副毋庸置疑的口气,言语之间容不得别人说话,他们把“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挂在嘴边,仿佛真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似的,别人若是有不同意见,就是“愚民”、“榆木脑袋”,有的“自由主义者”急火攻心,上来就摆出一副“民主斗士”的模样教训别人,有的“自由主义者”倒是修成罗汉金身,耳听八方,摆弄着丰富的生存智慧,熟练地烹饪着高级幽默,满嘴温和,不露声色的调侃,一本正经的圆滑,驾驭文字的技巧炉火纯青,真让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后生自愧不如。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他人就是障碍,环境就是天敌。既然如此,他们为何不从自身做起一点一滴去改变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呢?他们给这个弊端丛生的社会开出的药方是“民主”和“宪政”,但在争论起问题时,却是“一个都不放过”的态度,口口声声“自由主义”,却不让别人谈论“怎样成为自由主义”,往往点了一下他们的穴位,他们就迫不急待地围攻过去,朝着那些人“专制”起来,这是何等的荒谬呀。有的“自由主义者”借谈胡适抹杀鲁迅,实际上鲁迅已点了这些“自由主义者”的死穴。毋庸置疑,“自由主义”是好的,理论主张也是合理的,关键的是掌握这种理论的人让人放心不下。有一种人是永远成为不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人还未成为“个体”,一个没有成为“个体”的人,就谈不上有真正的信仰,信仰是个体的。“个体”就是那些能在经济上自食其力行动上自我担当的人,说得干脆一些,“体制型”、“鄣完型”首先排斥在“个体”的范围之外,这两种人都是在经济和精神上有严重依附关系的人,这两种人谈论“自由主义”,必须经过严格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审判,不经过这一关,纵然成了“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半拉子“自由主义者”。

  我眼中的“自由主义者”应是这样一种人,能做到经济上独立行动上自我担当,还要有文化眼光,又能类似鲁迅那样洞悉中国现实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参照鲁迅和胡适,我觉得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做到两种品格:象鲁迅一样独立,象胡适一样温和。胡适说的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式的温和与鲁迅式的独立都不容易做到。尤其是鲁迅式的眼光和悟性,能是半拉子的“自由主义者”说上两句“自由”就能做得到的吗?

  当代的人文知识分子通常面对两种压力: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独立,如何在重压下坚持独立的思考和批判,确实是一个难题。除此之外,还有启蒙者的文化素质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者通常是旧素质的,与中国旧文化一致的,当代的启蒙者处于与传统的断裂之中,而又缺乏对西方的全面认识,这样的一些启蒙自由主义者洽注定是半拉子“自由主义者”。应当说,真正的启蒙者还没有诞生。真正的启蒙者是经过了严格的自我启蒙,象鲁迅先生这样的大师也只是做了“窃火煮肉”的工作,哪象现在的年轻后生刚读了几本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之后,就忙着那些理论当红包书,拼命挥舞着说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由此可见,什么理论并不重要,人的素质至关重要,否则,无论专判、共和,还是自由宪政,都是招牌虽换,货色依旧。中国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依附于或者自身就是贵族统治階級,不为社会平民所欢迎。他们无论是标谤自己是“自由主义”、“新左派”还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神学自由主义”,其实争夺的都是自己作为知识人的话语权,他们并不把这些美好的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服务于现实,仅仅把兜售理论变成一种表演和摆设。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有过精彩的分析:

  ……看着中国的一些人, 至少是上等人, 他们的对于神, 宗教, 传统的权威, 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

  通过这段精辟的论断,鲁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中国知识者与俄国知识階級相区别的另一个特征:“做戏”与“体面”。可以说,任何理论只是他们维持面子和自尊的脂粉,他们将心力大抵用到玩知玄虚平稳圆滑上去了,却将艰难的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得后人来补做。人格上的狂妄,使他们失去敬畏感,也必定带来知识上的媚俗,那些“自由主义者”鲁迅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倾鲁,得到胡适兴盛的时候,他们便大谈“宪政”,立刻抬胡贬鲁,弄出自由主义的帽子胡冠鲁戴的笑话。对于这样跟风的爱追逐时髦理论的知识者,鲁迅不无愤激的指出:

  我看中國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书信350423致萧军、萧红》)

  这些知识人尤其是学院里的知识人,讨论的都是一些伪问题,而真正的问题,他们不屑讨论或者干脆不去讨论,避重就轻是他们的本能。就这样,他们的灵魂从那些沉重的问题中逃逸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一觉从铁屋中惊醒,断然不会以轻盈去承受生命之重,他自己无法轻松地消解生之痛苦,而是在绝望中拷问灵魂,并从绝望的深渊之中站出来,拒绝精神黑暗的抽吸,凭借他内在生命空间神情维度的建立,重新恢复人性中美好的情感,最终战胜生存的苦难,也就是用神圣世界里的圣洁、公义盼望和爱,置换掉人性世界里的罪恶、污秽、绝望和仇恨。当下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再次遭遇众声的喧哗:东方专制主义、新左派、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东方学、文化保守主义……面对诸多思潮,是沿着书斋继续撤退,还是艰难地地刺丛中求索,路在哪里呢?独异的个体再次面对“无物之阵”的剿杀。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1] 但他举起了投枪。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2]

  从钱理群到薛毅,鲁迅的“无物之阵”隐喻的丰富内涵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阐发。

  钱理群在1987年出版的《心灵的探寻》中明确指出:“无物之阵”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命题,并且认为鲁迅在他的杂文里对“无物之阵”作了更为形象的描述和分析:“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钱理群还通俗易懂地解释了“无物之阵”的含义:“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仇,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这就是‘无物之阵’。”在钱理群看来,“无物之阵”是“改革者”或“启蒙者”所必然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太难改变的一个原因。这里“无物之阵”又两层涵义:第一是指反对改革的一种武器和策略,如“压”、“捧”、“同化”直至“反攻倒算”。这种“无物之阵”虽然不难识别,但却损伤精神战士的身心。钱理群认为这种“无物之阵”对鲁迅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无物之阵”使鲁迅始终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和强烈的情感反应,这造成鲁迅思想的特殊深刻性、预见性;另一方面却也给鲁迅的感情世界带来了急躁、易怒成份,以至有时愤怒得失去控制。“无物之阵”更深层次涵义是指改革者所遇到的对手常常不是一个明确的敌对階級力量,而是一种多数人的社会力量、社会心理和旧习惯势力。这种“无物之阵”造成改革者心理的困境。鲁迅对此曾经有着深切的感受:“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薛毅先生认为“无物之阵”是专制统治的一个产品,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在羊与兽两种人格的轮换中,中庸话语和吃人话语也轮流被作为自我保护色而运用。”这显然是形成了“无特操”和“流氓性”的国民劣根性,形成“文字游戏国”和“做戏的虚无党”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无物之阵”中,启蒙者无法与真实的敌人、真实的思想观点遭遇,他用力一击的往往是“一件外套”。“文字游戏国”和“做戏的虚无党”以及“看客”还常常把启蒙者的攻击游戏化,“拯救者成为小丑,拯救话语成为笑话。”薛毅认为鲁迅找到了反抗“无物之阵”的三种策略:用“真的声音”弥合语言与真实的裂缝;用看对付被看;用权力对抗权力。[ 3]

  在西方的所谓文化和制度的包装下,我仿佛看到一个幽暗国度里的文化人在西方文明貌似合理的“游戏规则”中所承受的失重的自由状态。呼吸着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空气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按照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你只能在这个狭窄的圈子里混下去。这些都不是说上几句自由主义的理论,就能解决问题的。正如丁国强所说的那样,坚守独立性的鲁迅是一个坚硬的存在。他自称是“无所属”。他排斥主义、派别、山头和堡垒。在那个“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变幻时代,鲁迅执著地选择了孤独。他用这种近乎自我折磨的方式对抗着传统的习惯、惰性和压力。他所运用的批判尺度来自自我的价值确认。鲁迅的价值关怀超越于时代,超越于个体,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对生命自由的呼唤。[4] 回头看看那些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吧,他们口口声声自由,但他们为了自由都做了什么呢?他们不去为了争取自由,而是把矛头指向和他们一样也向往自由的弱势群体唠唠叨叨,这些人除了谈论政治自由保护私有财产和所谓的民主宪政,还能做什么?当然他们可以说,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自由。但是在这样一个工人还在下岗农民还在为了生存流浪的环境里,我真怀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一旦登台执政,到底会做的象他们说的那样吗?100多年以来,我们并不缺乏引进各种理论的热情,但是我们为什么老是用不好呢?是我们的心坏了吗?无疑当下一些自由主义者谈论的民主宪政和人的自由都是好的,但为什么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后走向了人道“、”人性“和”人的自由“的反面?专制的传统和暴力的传统下,自由主义的表达也是需要警惕的。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命运能避免吗?在启蒙没有深入有效取得实际成果的今天,一些自由主义者是身在自由的门外心在专制的门里,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依旧是一群穿着传统内衣行走的人,也就是我所说的半拉子自由主义者。刘军宁先生说,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 5] 真是这样吗?在这样一缺乏信仰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里,能会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吗?如今一些自由主义者讽刺鲁迅缺乏”建设性“,林贤治先生说的好,在一个充斥着官僚学者聪明人奴才和大量看客的中庸而且苟且的”老大帝国“里,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立。至少,鲁迅立了自己。[ 6]现在一些跟风者连自己都立不了,又有什么资格去教导别人呢?再说,对于一个如此坚牢的监狱般的社会,如果不给毁掉重建,如何可能”改良“?我理解鲁迅的意思,人受了压迫是要反抗的,改良不过是奴才对主子的幻想而已。我们要谴责假”革命“之名的各种暴力性政治行为,但是对于革命本身,又有什么权利去否定它或贬损它呢?有人拿鲁迅的日本留学背景说事,因此断定鲁迅缺少关于欧美民主宪政的知识,并轻言鲁迅相信苏联,这些说法都没有注意到鲁迅洞察问题的思维方式,鲁迅是有自己独特话语体系的人,考察问题的方式通常从对现实的直觉出发,不会局限于纯粹知识体系的分析,看看他早期在《文化偏至论》里关于个体自由价值方面的论述,就会发现,他总是从个体在社会秩序中地位的角度去看问题的,他难道不知道民主制度对于保障个人自由权力的作用吗?他更加关注的是个体和精神,也就是立人思想。至于后期是否产生对苏联专制的轻信,我想那时鲁迅身陷入一种特殊的环境里,由于信息封闭,加上与论敌搏斗,没有空余时间思考一些问题。对此,我们没有理由轻视鲁迅,鲁迅式的知识分子理应长期存在,批判传统的糟粕和汲取传统的精华,引进外来思想精华,特别是要研究过度时期中国社会在制度思想各个层面的问题,应是当务之急,他们应接着鲁迅的话继续说下去并且说的好。

  古希腊神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是啊,认识自己,对一个人是极为重要的,只有真正的认识了自己,才能真正地走出自己。

  [ 1][2] 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语丝》周刊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3] 刘小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无物之阵》文化研究网

  [ 4] 丁国强:《只有鲁迅在受苦》青岛日报

  [ 5] 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节自《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 6] 林贤治:《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作者:于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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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xc601 说:,

    2005年10月20日 星期四 @ 11:20:11

    1

      我也是一个鲁迅的崇拜者。鲁迅的一生是批判现实的一生。他本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无物之阵中,这个阵好象西游记中孙悟空钻进的葫芦,能够生存,但四处是坚壁一样,让人窒息但不至于死亡。所以鲁迅只能采取所特有的方式与整个社会抗争。
      目前,我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缺乏鲁迅的这种抗争精神和敢于批判的精神。在神州六号飞上了太空的今天,依然有很多的知识精英们在为罪犯开脱罪责,他们被腐败分子的糖衣炮弹所打中,根本没有鲁迅那种为社会为民族的正义而奔走呼唤的勇气和胆量。他们有着太多的如同胡适先生那样的温柔,而缺乏鲁迅先生那种浩然正气。
      正是这种敢于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浩然正气才使得鲁迅先生在无物之阵中四处碰壁,世界本来是洁净的,是空无一物的,但在这空无一物的世界中,却充满了肮脏。凡是有良知的人都对此深恶痛绝,只是有的人没有勇气站出来进行反抗,而鲁迅则是小数的反抗分子而已。要反抗就必然要遭到排斥,这也是一般的力学原理四处碰壁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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