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任:浅论国家动机之复杂性

  ——读谭勇《传统文化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谭勇先生这篇文章是有分析有理性的质疑。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一再失败,建国后历史学界的主流是把原因归结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阻碍。这一看法看来过于简单化。外来势力,其构成成分很复杂;除了反对中国改革的反动势力之外,也有很多支持或者迫使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我们知道个人动机就是个极为复杂的现象:一个人做某件事情的动机往往不是单纯的,而是多种动机(包括有意识的或无意识、下意识)的综合作用,这一点甚至本人也不一定清楚。那么,有无数人组成的国家,其动机就更复杂了。例如,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议院中就有激烈争论,最后以微弱多数(好像一、两票差)通过,而反对派中有人认为这样对中国发动战争不道德。而主战派的主要理由其实并不是中国反对鸦片进口,而是中国反对全面的通商自由。如果中国当时仅仅禁止鸦片进口而不禁止正常通常,当时英国议院中的主战派很可能不能获胜。

  列强来华人士中,当然有怀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帝国主义分子”,但应该承认大多数侨民是普通百姓、生意人、技术人员、学者,当然也有冒险探险家,投资投机家等等,来中国主要是为谋个人生存和谋个人发展的,就像今天来中国的“老外朋友”一样,或者今天中国人到海外谋生谋发展一样;不见得像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到缅甸那样怀有明确政治动机,目的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 移民侨民犹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走于各国的“士人”一样,国家观念不是很重,往往把自己的发展看得更重;对异乡他国的态度,也往往是“士为知己者死”,实现个人价值的动机是首位的。试想一个人能舍弃故乡远走,除非是在本国活不下去了,必然怀有某种理想追求,完全可看作一个“士人”. 而如果是因为在本国活不下去了才出国,当然也不会把爱自己的故国,为故国服务那么放在心上。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管英国人赫德,受中国政府重用,其工作可以说是很尽责的。除了建立了现代化的海关制度外,他也曾经针对当时中国的弊端向满清政府提出许多改革建议,现在看来都是很有见地很到位的,可惜没有被满清政府采用。之所以没有被采纳,除了满清政府的保守无能之外,恐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防范意识也是原因之一。

  其实,人性是大同小异的,或者用孔子的话来说,“性相近,习相远”,应该是“无论族类,其心大同”才是。

  昨天看央视十台百家论坛讲李斯的“谏逐客令”和战国时期各国政府竞争吸引外国人才的历史,颇有感触。看来,一个国家吸引外国人才、重用、信任外国人才的程度,是一个国家能否兴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不对美国接纳外国人才的胸襟刮目相看。在美国,例如加州,一个移民只要入籍七年,就能竞争和出任州长,而我们知道在美国,州政府和州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在美国州政府和中央联邦政府任职的政要中外裔也不少,华人中就有华盛顿州长骆家辉和劳工部长赵小兰。中国有许多以特殊人才第一优先移居美国的移民,到了美国后却只能靠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救济生活。但是美国政府只要你符合特殊人才条件,引进养起来再说,哪怕其中很多是靠造假证据混进去的,可见其重视人才意识之强烈。

  其实,即使列强之中的政治家,对待中国问题,也不是个个都是一心削弱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要不,何以解释当时列强多数是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而反对顽固保守的慈禧这一现象。如果仅仅是为了本国利益,当然是应该反对要变法图强的光绪才是,但是列强驻华公使一起强烈反对慈禧废除光绪。而慈禧当时的表现可以说是坚决反对列强干涉中国这种更换皇帝的内政的。

  说到干扰“内政主权”,也不能简单化。当时腐败反动的满清政府,其内政政策大多是反动腐朽的。慈禧太后反对列强干涉内政最感愤怒的是,它们竟然反对她废除要变法图强的光绪,竟然保护和协助变法人士外逃,竟然庇护革命党人在租借无法无天干大逆不道的非法政治活动。这样的内政主权的确应该改变。当然最好是自己改变。但自己是在不愿意改变,外力迫使一下也未必不完全是坏事,两害想衡取其轻么。如今西方国家一再要求中国政府落实保护专利政策,若从满清政府的立场来看,自然也是“干涉内政”了。

  干扰内政主权的租界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近代的新生事物,都是在租借首先出现的,包括孙中山的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鲁迅也长期居住租界,才能免遭反动政府的迫害。租界,就其本质来说,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经济特区加政治特区。我们比较香港和内地的发展,就可以看出租界比起本国的反动腐朽,可说是“两害之中较轻者”. 因租界地位而得以免遭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之浩劫的香港,是改革开放初期引进资金和管理技术的主要来源。

  其实,这方面,国家动机也跟个人一样,有扩展自己理念的天然欲望。列强各国不乏这样的政治家,他们希望把自己国家的政治主张扩展到中国,希望中国也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因此扶助维新派人士和后来的革命党人,正如中国曾经无私援助一些追随中国主张的政府如阿尔巴尼亚、红色柬埔寨等等。

  因此,认为国家之间纯粹是你死我活,你强我弱的竞争关系,是否有点太简单化?!对于国家和政府,即不能简单“人格化”,也不能简单“超人化”. 其动机、行为不是简单的,也不是抽象的。

  下面回到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关于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历程,还有几种说法。

  郭沫若认为因为有中国这块大肥肉在旁边,列强为中国这块大肥肉所吸引,暂时放过了日本,使日本获得了发展机会。这种说法是丝毫经不起推敲的。列强为什么会换一个角度想:既然中国这块大肥肉一口吃不了,何不先把日本这块小肉先吃下去再说。西方列强很快改变对日本的态度而视为同伙一起“狼狈为奸”,日本采取与时俱进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现代化政策,使它们感到志同道合也是原因之一。正如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国对中国的政策中视为异类的敌视成分越来越少,而视为战略伙伴的成分越来越多。

  另外有种说法是儒家在中国本土根深蒂固,而日本从中国学去的儒家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传统,因此比较容易放弃,因此现代化较少阻力。但是现在看来,是否放弃儒家并不是很重要的因素,日本的儒家文化至今仍然保存不少,某种角度可以说比当今中国还保存得多。

  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历史上没有大一统中央集权,一直是幕府割据,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的局面,而这种竞争分权的生动局面有利于发展。但是最近的《大国崛起》连续片中似乎根据德国、日本的崛起而强调,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中央调控。集权到底是有利于发展还是阻止发展?这大概要看那些方面的集权,集权后干什么,不能简单化。德国、日本在崛起过程中,对于民间企业的发展和竞争是宏观上大力扶持的。

  看来,这些问题的确需要更多的研究。

  虽然谭勇先生的文章长于质疑而缺乏结论,但谭勇先生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绝不能奢望先哲前贤能够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教导我们如何设计未来,现代化的道路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摸索寻找。”

  我想说的是:设计具体方向未必是最好的办法,最好还是先设计良好的竞争机制。一旦良好的制度竞争机制建立了,好的体制自然就会脱颖而出。

  中国的春秋战国留给了我们一个“战国悖论”。一方面,我们为那个生气勃勃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代感到无比骄傲;可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所谓“乱世”,令后人深为伤感。

  其实,就竞争局面来说,是好事。问题出在竞争机制不好。当时决胜的关键不是生产文化,而是战争实力。结果,实行封建法西斯的军事强国秦国战胜文化上更加开放、宽容、多元的齐国和楚国。

  拿现代来说,五十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意是用和平竞争防止战争竞争,这当然很好,可惜这些原则显然无法对竞争失败者起到直接的惩罚作用。例如南、北朝鲜的经济文化竞争,很明显北朝鲜是彻底失败了。但是就政府及其领导人收到了任何惩罚没有?一点也没有,其“家天下”统治集团利益一点也没有收到损失。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倒是提到了用公司竞争的方法来处理政府竞争,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收到一点启发,附在下面供参考。

  我梦见一个政治彻底商品化的新世界!

  吴逸夫

  你们眼看到存在的事情而问“何以如此?”但是我梦见到从不存在的事情而问“何以不如此!”

  萧伯纳

  一来到一个遥远星球的美丽社区

  我梦见自己流浪宇宙,寻找自己精神的故乡——我的理想之邦。

  我终于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星球的某个美丽的社区,当地的居民极其友好,彬彬有礼,还有其它许许多多令我惊叹之处。我问这个地方的居民,我是否可以在这里居住。回答是:

  “我们欢迎任何前来旅游的人,但是如果你要长住这里,长期工作和享受我们社区的其它福利,那你需要付钱购买居民身份。因为我们为建设本社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不能无偿地享有我们的劳动成果。”

  我问了一下价钱,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当地居民解释说,“在我们社区成立的早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地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成了许多人想往的富裕之乡。根据伟大的供需价值规律,我们的居民籍也自然不断上涨了。”

  “不过既然你准备成为我们这里的长住居民,你不妨放弃自己在原住地的居民籍,你的原住社区应该按其居民籍的目前市场价格退还你钱,你可以用此钱来转买我们的居民籍。”

  我告诉他们我来自遥远的地球,那里采取“自然国籍制”而不是“选购国籍制”. 即使少数人在成年后要求移居外邦,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不爱故国的堕落例子,又何谈能从故国得到赔偿的原始股份。因此我实在没有钱购买你们的居民籍,但是我确实热爱你们的社区,能不能通融一下呢?

  当地居民回答说:“很遗憾!因为想移居这里的人非常之多,如果我们不控制移民的话,本社区很快会人满为患。而控制迁入人口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经济手段调节居民籍价格。此外,我们必须用出售居民籍得到的钱去购买那些经营不当而破产的社区的土地,及那些品味太奇特或太阳春白雪而居民逐渐减少的社区的土地,以舒缓我们移入人口的压力,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们的祖先也很贫穷,所以我们绝不会歧视穷人。我们的居民籍可以通过份期付款来购买。你只要通过某些就职考试和面谈,我们觉得你能胜任工作,有信用,就可以用贷款和分期偿还的形式来购买这里的居民身份。”

  二这个星球上商品化的平淡政治

  于是我成了这个社区的公民

  这里人们只有一半工作日,大致上是每工作一天就休息一天,因此我能积累足够的假期去其它社区旅游。我发现同我的故乡地球所不同的是,这个星球的政治生活,不论在那个社区,都极其平静,没有激烈的没完没了的,往往是无聊的辩论,没有几年一次的热闹选举,没有执政党替换的震荡和混乱;当然,更没有为争夺领土等等而发生的流血的政治——战争。

  相反,一切政治活动都以个人选择的方式静悄悄地进行。每个人在成年后,通常经过一个时期的全球旅游之后,根据自己对生活方式的爱好,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信用贷款去选择和购买某个地区的公民身份,然后在该地区去定居。这里任何人没有遗产可继承,所以起点更平等,富人们死亡后只能将其遗产捐献给自己所指定的社区、机构或某项事业,换取死后名声,如此而已。

  这个星球上,那些需求大而热门的社区,其居民籍就比较贵,那些社区就得以逐渐扩大规模。社区和政府已经完全成了市场上供顾客自由选择的商品,其价格和规模也根据市场需求而调整,根本不需要革命和战争参与这一调整和选择过程。

  年轻人也可以集资自组新区,就象组织新公司一样。

  因为组织社区政府是如此自由,免不了产生某些生活方式极其奇特的社区,例如有一个全由虐待狂和受虐狂组成的社区。某些外区人对此及其厌恶,因为这个社区充满暴虐。但既然其居民是成年后在充份掌握各社区信息的情况下自愿选择这种生活的,外区人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不便去干涉其内政了。据研究统计,在该星球人口中,约有千分之一点二三的人天生具有显性虐待狂和受虐狂基因,而这个社区的长住人口也恰好大约相当于全球千分之一的人口,看来这个规模很自然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不过,外区来旅游的人可不少,旅游业是该社区的重要经济支柱。据说,常人也或多或少有隐性的受虐狂和被虐狂的倾向,因此这个社区永远有好奇的旅客来作短暂停留。

  三民有、民购、民享的政府

  我对他们的政治形态的发展历史很好奇。当地人告诉我这一切起源于他们一位先哲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a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我很奇怪,我们地球上不也有一位先哲林肯说过同样的名言吗,这个名言也为地球人的多数所赞同,为什么地球人不能发展出这样的社会结构呢?当地学者向我解释道:更确切地说,我们先哲的意思是“民有、民购、民享”(agovernmentofthepeople,tradedbythepeople,forthe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中,关键是“民有”. 但是真正的拥有,是应该可以出让、出售的拥有,否则就是“被拥有”了。这正如你拥有能自由处置、出售的股票,才是你拥有这个公司一部份的证明。我们的先哲之所以不主张天赋权利,而主张有代价的,需购买的权利,还因为觉得天赋的东西,因为来得容易,并不会真正为人所珍惜,难免被滥用。

  政府的商品化来自于其服务性。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给人民提供服务。但这种服务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无偿的,税收就是服务费。任何有偿服务本质上都是商品,政府也不例外。因此何不直截了当用经营商品的方式经营政府。一旦政府成了商品,人民作为顾客,自然成了上帝。历史上我们也象地球人一样,曾经强行推行过某些具体的社会设计。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推行任何具体的乌托邦设计都如同计划经济一样,是不会有效的,因此我们决定让各种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进入市场竞争。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因奖罚分明、立竿见影而可操作的和平竞争的规则而已。

  我还没有听完他的话,就醒了过来,却又陷入了更深的遐想……

  摘自加拿大留学生刊物《枫华园》2001年第二期

  作者:吴任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文化视点 » 浅论国家动机之复杂性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