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公知”的前世今生

  隐藏在转折性的1992年身后,1993年常被一笔带过。这一年,将军王震在广州过世;鄧小平说,以江澤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两岸促成第一次“汪辜会谈”;北京首次申奥,两票之差失利:“银河号”事件激起了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开始大步前进,许多人忙着下海,也有人冀望经济自由带来更多社会自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书斋里重新抬起头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边缘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在强烈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社会迅速‘除魅’,远离意识形态。”

  学者许纪霖记得,当时上海滩的一位知识分子就讲,别总想着启蒙别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启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只有苦笑。人的生活,总还是要有些精神性的吧?”

  启蒙已死?神圣使命终结了?终极理想失去了意义?那些感受到危机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开始,以北京的《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无论那场讨论后来的走向如何,至少,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试图重建公共性的开始。

  这一年,世界仍然在“历史的终结”声中震荡,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家。在这之前,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重返布拉格,去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克里玛,此时布拉格已是一座自由的城市。罗斯回忆起1970年代他穿越铁幕访问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法国。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德雷福斯被流放海外。事后证明此事为误判,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国民议会也拒绝主持公道。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在《曙光报》发表署名文章《我控诉!》,次日,在同一家报纸上,一批作家与教育界人士著文支持左拉的行动——德裔美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说,这些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他们绝非来自一个同质的群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此时他们团结战斗,这是一种良心政治,他们以人类普遍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名义反对当权者。“‘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含义,无论褒贬,都来自‘德雷福斯事件’。”

  这以后,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44年-1973年的“光辉三十年”,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萨特。在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 Sirinelli)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因此,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另一个条件是“介入”,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为事件当事人,或者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状态内部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指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因素。

  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另一个词语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则出现于1860年代的俄国。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名作《俄国思想家》中写道:“请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的军队,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

  “法、俄知识分子有共通的东西,”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说,“关注社会、关心现实,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据他考证,intelligentsia一词出现后,被译作各种语言,传入日本并译成日文汉字“知识階級”(或“智识階級”),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使用“知识階級”一词,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19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可说一是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一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出现在最早完成现代化的英国,颇耐人寻味。一种解释是,英国的进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学者萧功秦在《当代中国的中产階級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凡是中产階級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美,观念性知识分子并不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美国,从事公益事业、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为‘专业人士’的人群。”不过也不尽然,景凯旋就认为,观念型知识分子和一个大时代的思潮有关,通常出现在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之时。

  “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自我理解、自我想象的角色。”许纪霖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独立、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的,正如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们,“一方面,以‘正义’和‘真理’这样大写的崇高的事业为名义,”西里奈利写道,“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认为……能够也应该对建立在有争议的材料的基础上的案卷进行表态”。

  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从社会结构这一外在因素解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階級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曼海姆用了一个著名的表述:相对自由的漂浮(relatively free-floating)。

  自认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台湾政论家南方朔也有类似表达:“评论……一定要立足土地之上,然后漂浮于土地之上。”和台湾各大新闻频道里的“名嘴”不同,南方朔讲话不大有气势,甚至偶尔结巴,但反应很快:“在西方,最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是写文章出身的,他们可以办杂志维生,不必依靠体制活下来。知识分子要开拓自己的活路,经济不独立,你就不可能(对体制)批判得太过分,张俊宏(台湾知识分子,1970年代起从政参与党外运动)以前为了维持经济独立,最后去卖牛肉面。”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里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区别在于后者并不认为自己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而是与階級、阶层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葛兰西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作某一階級(通常是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工人階級)的代言人,他们的任务,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许纪霖说,有机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一谈到具体的民众,他们又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但这或许是“理念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谈人类,却不喜欢身边的人群;反对专制,却对日常生活中的民主问题不感兴趣。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多次使用“知识階級”一词,针对当时知识階級的青年不愿回到田园,主张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动员民众,“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階級与劳工階級打成一气不可。”不过,在传统知识分子(或者用更熟悉的称谓: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看来,这是对俄国民粹派主张的挪用,“‘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

  到1930年代,中国陷入党争,知识分子纷纷“有机化”,进而“政治化”,及至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断,成为现代汉语词典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无论是intellectual还是intelligentsia所具有的批判性、反思性、公共关怀的内核,通通被掏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工具化定义的影响——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王晓明曾说起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上课时的经历:

  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做主,你会选什么人上船?几十个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要挑身强力壮的,好几个人说,要挑选基因最优秀的,只有一个同学说,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挑一点。又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这个船?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

  这是福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论述。他说,如果左拉代表的是一种“普遍型”的知识分子,那么奥本海默则是“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向“特殊”(specific)知识分子的转折点。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在看到核武器造成的巨大破坏后,他转而领导原子能顾问委员会(GAC)反对制造氢弹。

  在福柯生活的年代,技术与科学突飞猛进,知识越来越细分,已经很难再出现传统的、普遍的、超越的学者,而奥本海默正代表了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权力关系之中,却可以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他已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权威的学者”。

  福柯通过研究和译作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正是在1990年代,此时,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之争”,知识界已经开始分化。“众声喧哗是好事,”福柯著作的一位译者说,“把福柯、德里达介绍到中国,是希望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思想资源。当然,他们的后现代理论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但这并不构成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在启蒙之上开出的花。”

  1993年后,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报刊开始崛起,媒体对评论、分析类文章的需求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不必再为自己的作品费力寻找发表园地。在供不应求的市场里,依靠写作实现经济独立便有了可能,这也降低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依赖,使他们较以往更敢于自由言说。

  在一篇结合个人经历的述评文章中,学者秋风提供了一种政经格局的分析:在鄧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化”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制度转型。借助市场化的“政治正确性”,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兴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而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也借这股东风登堂入室,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众舆论大体上坚持自由主义——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论最为关心的话题。

  如果对那段时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代际的考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茅于轼吴敬琏、江平、袁伟时等少数几人,大多数学者都出生于1950年-1960年这个区间,比如:朱学勤(1952)、秦晖(1953)、许纪霖(1957)、郑也夫(1950)、贺卫方(1960),汪丁丁(1953),展江(1957)等等。这一代学者属于1980年代“再造”的一代知识分子,接续的是建国后中断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从大学、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不同,他们大都在“文革”中耽搁了正常学业,当过知青、工人、军人等等,而他们却利用各种机会读书、自学——如陈嘉映(出生于1952年)在《我们这一代》中所言:

  “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都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成了这一代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养精神的时代。”

  朱苏力(出生于1955年)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中也有类似描述,他总结说:“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做了铺垫。”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一文最早发表于2003年,这一年,伴随着“胡溫新政”,公共舆论迎来了新气象,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表现即为明例,也大约是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感受到“观念的力量”——有一批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对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并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刘易斯·科塞说,知识分子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源头,但与中世纪领域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

  次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封面报道,评选标准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从一百多年前的“德雷福斯”,到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再到整整20年前的“人文精神”——所有这些,不论好与坏,都应该构成人们今天再次谈论“公知”(如今它听起来就像另一个星球的词)的大背景。

  《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榜单里有郎咸平的名字,这应该与他当年炮轰MBO,特别是炮轰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有关。现在看来,2004年的“郎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为他“影响中国”的转折点: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迅速上升到如何评价改革的讨论。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2005年时有一个判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

  而在前述述评文章里,秋风有类似的分析——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那些为市场辩护的“精英”、“专家”先是在民间失掉了他们的光环——不要说光环,这两个“头衔”后来在互联网上遭遇板砖无数,成了嘲讽人的词语,而后又被当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一届政府边缘化——在政府腾转挪移之间,经济自由主义,连带着政治自由主义成了买单者。

  此后几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国进民退,大国崛起,自由主义节节败退,国家主义话语大行其道。一位学者感慨,2008年以后许多原本批评政府的同行,纷纷转向,为“中国模式”唱起赞歌。这固然是体制内资源的吸纳,但又何尝没有知识分子主动献身于国族意识的激情。一战后,班达(Julien Benda)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反思(并预言)了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在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階級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中国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印证着他的判断——一位媒体人,秉持“一点点推后新闻红线”的理想,自以为谨慎地推着,忽然发现红线已在身后,稀里糊涂成了异端——而公权力借用的,正是那些向异端投掷石块的狂热民众。

  在群体狂热情绪仍大有市场的今天,萨义德的这段话显得不合时宜又振聋发聩:“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的灵魂。”

  受巨大的“失望感”驱使,美国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完成了《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叙拉古的诱惑”这一亘古命题。叙拉古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2300多年前,柏拉图不顾友人劝阻,三度扬帆前往叙拉古,试图以哲学改造暴君戴奥尼素父子,让他们致力于正义,结果却遭到软禁和流放。“戴奥尼素的难题犹如创世纪一样古老,但关于他智识上的党徒的难题却历久弥新,”马克·里拉写道,在20世纪,“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

  马克·里拉严厉地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过是待在书斋里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

  如果把1993年看作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发言的开始,那么这20年他们面对传播介质的变化是加速度的:人文刊物、市场化周报、市场化日报、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许纪霖在19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热衷于给报纸写评论,尝试着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他说,媒体写作的一个诱惑力是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朋友读到了会立刻反馈,写一篇学术文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但相应的问题则是碎片化、缺乏积累,写到后来“公共”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他记得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他,都会严厉地提醒他不要再写这类“报屁股”文章。于是他重回书斋,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

  如今,许纪霖的微博有25万粉丝,自我介绍写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他发了三千多条微博,“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他说,微博会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经很多元化了。”

  他尝试着在微博上贴博客的链接,或者干脆贴长微博,但发现,“不管怎么链,多数人只看那140字。”他觉得,是这个时代需要共鸣,需要释放感,不需要论证和解释,“人们对说理已经变得非常不耐烦,他们总是问,你的立场是什么?摆出来!然后交锋……”

  他对这种“陷阱”保持着警惕,“要用微博,不要为微博所用。”他总记得王元化先生的警告:一个人要善于养气,不要在情绪上头开始写作,不然一定要后悔。“当然,人是有性情的,但你要自省。”

  不过,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事实上,网民开始对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不好的观感,正是从他们骂人、约架、“知行不一、鼓吹自由主义却不实践自由主义”开始的。如今知识人都会讲,公共言说与私人品行应该分开看,欧几里德定理的正确与否和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听起来没错,但这只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来看,人是容不得这般分割的,“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说他作为选民时是一种人格,作为画家,另是一种人格,身为丈夫,又是一种人格——凡此,乃失真悖实之论。”(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公平地说,公私分开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可是,倘若发言者期望以文字影响社会、推动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尽量做到“统一”会更让人信服。

  “俄国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贵族气,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士大夫和他们是更有心灵感应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近代史学者杨国强说。“古代讲‘十农工商’,和农、工、商不同,士不是职业,他们共同的精神世界是儒学,所以真正能代表天下人讲话,在这个意义上,士是中国最早的‘公知’。而儒学不是一种客体,不可能对象化,你必须一边学一边知,知行合一,君子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近代以后,由讲善恶变成讲新旧,价值多元,再无知行合一的标准。”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青年学者唐小兵就在《“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一文里指出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维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这个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而不愿意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时,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人,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680万人。

  “真理被民主化了,”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階級的兴起》里宣布。这本书描述的是20世纪的西方历史,但听上去就像是为现在的中国量身定做,“所有号称真理的说法在批判式言论文化的审视下都是平等的。甚至最有权势的群体的说法和自我理解都要与社会最下层的人及目不识丁者同样进行评判。”

  比唐小兵更年轻的一位80后学人说,一种思潮想要传播,不能靠几句口号式的常识,而要和人们的生活形成更加丰富的结合方式,“比如谈论政府权力界限,你可以从社区自治谈起,从一个个故事谈起,这样你的话说出来是有肉感的,才能让人深切体会到。而微博这140字,把可能很生动的叙述、论证都取消了。表面看很多人在转某些帖子,但和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传播效果是不强的。”

  与此同时,另外一群意见领袖开始崛起,他们是畅销书作家、企业家,甚至是明星。“他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冒头出来的,所以非常懂商业,懂市场。”许纪霖说,“所谓的精英早已多元化,传统的知识分子边缘化,大趋势就是这样。台湾也是如此,只剩下名嘴。林毓生那天还给我打电话,说知识分子讲话没有人要听了,他去台大做个讲座,几十个人来听。”

  长久以来,人们对“何谓知识分子”这个问题,都试图从主体性,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自我实现的角度去回答,但很少去研究这一“命名过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按照“命名”的思路,讨论人们现在所说的“公知”便格外有意义。

  “公知”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可是它一旦成词,就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如今有人认为“公知”是职业代骂,代表底层发泄对体制的怒气;有人认为“公知”一词已被明显污名化,政治学者周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说,“我们小时候给别人起绰号时,不管这绰号是不是适合这个人,一旦它流行开了,那个人就再也不可能摘掉它。当所有人以起哄的方式喊这个绰号的时候,其实对那个人造成了极大的羞辱,而且喊绰号的人心里充满了快感。公知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给别人起绰号,当你用公知去给别人扣帽子的时候,就是典型弱智儿童心理的表现。”

  假如我们采取一个较中庸的态度,或许多数人会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好吧,你可能是真理与良心的代表,也可能与之相反,但我现在能看到的是,你的知识和道德都未必能完全说服我,只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平台,声音比我大,我们这个社会又有这么多需要讨论的公共事务,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对你有所期待。

  那么,“公知”这一名称(仅指“公知”,而非“公共知识分子”)的建构,就意味着它的外延已经大大扩展了,几乎包括了所有“意见领袖”。1993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达让更多的人无需讨好体制就能养活自己,公共空间在商业的驱动下表面一片繁荣,催生了大量“意见领袖”或者“媒体知识分子”,很难简单地说他们遵循的是什么,也许是公民发言,也许是商业逻辑,也许兼而有之。

  如果说此前的传统媒体还算得上“等级森严”,“公知”规模有限,那么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则让这个市场急剧扩张,大量假冒伪劣发言者侧身其间几乎是必然的事。只需看看如今的微博上有多少假托白岩松、崔永元、柴静说的“公知体”便可体会一二,而那些营销账号,截取历史或者新闻的某一片段,编辑加工,再以插科打诨、耸人听闻的形式加以传播,或许有时他们也打打擦边球,但偏激背后的逻辑却是吸引眼球、迎合市场。

  或许问题还在于一些人对于现状的内化:娱乐明星以公民身份稍微评论两句时事就要被说不务正业(或是炒作),而专门点评时事的人马力稍微开足一点就要被说“激进”(或是“演过了”),而所有对智识、对崇高、对美好的追求都有虚伪(或是“装X”)之嫌。现在人人都会用“道德绑架”这个词,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可是,在一个不够自由的社会,“消极自由”之下,也有一条暗河通往“积极的不自由”——人们常常在安全的领域挥洒道德激情,却在需要冒一些风险的时候太过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责任。

  可是,如果真正重要的问题总不允许讨论,那么人们不讨论“演”还是“不演”,“装”还是“不装”,能讨论点别的什么呢?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公知”的问题更多的是公共空间的问题——当年菲利普·罗斯对伊凡·克里玛感叹“富起来”的危险,倘若我们也借用“公知体”对罗斯先生的话做一段戏仿,那或许就是:在我们这儿,什么也不许做,而且,什么都无关紧要。

  朱学勤先生有一篇文章谈到“利维坦”的两头头颅:“四百年前霍布斯以海底巨兽‘利维坦’比喻国家专权,那时怪兽只伸展出”绝对权力“单一头颅,四百年后在中国大陆,‘利维坦’却长出了‘资本控制’第二头颅,呈犄角之势,相互支援。……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政界、学界很多人寄望于第二头颅能消解第一头颅,为‘公民社会’开辟向上发展的空间。但此后二十多年‘稳定压倒一切’,第二头颅越来越成为第一头颅的合作者,而不是消解者。它的‘历史功勋’是帮助‘利维坦’完成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化:”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市场列宁主义)。针对互联网及其’翻墙者‘,前者崇尚暴力,只知打压;后者另具慧眼,能够将’抗议者‘包装为’广告明星‘,将’抗议‘之’骨‘转化为对前者并无威胁的’利润‘之’肉‘。一个现成的例证,即2011年年底的’韩三篇‘事件。“

  在所有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不专业”可能是最有力的一条。说来有趣,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一词最早在英文世界里提出,是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而他在书中担心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在学院化时代被大学一个个细分的专业所吸纳,变成“只有专业”的专家和学者,而背离了公众,故有必要重新强调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公共性”。在他看来,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还有最后一个据点的话,那就是纽约,“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批评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提供的产品质量不高,把矛头也对准了现代大学制度。在他看来,现代大学的兴起激励了知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导致了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日渐萎缩。与此同时,大学促成的知识专门化,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令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没有鉴别力,而学术同行和媒体也没有履行监督之责。于是,“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学术人士,发现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缺乏大学世界一般约束和激励的市场,或者身处一个轻视学术、却高度竞争的大众文化和新闻报道的世界。告别了停泊的港湾,谨小慎微的学术专家便把小心和谨慎一股脑地抛撒在湿漉的海风中。他像是挣脱了学术苦差的羁绊,张开双臂拥抱着假日的阳光,并隔三差五地显现出度假游人的敷衍塞责、漫不经心。”

  如今在中国,人们同样批评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的产品质量不高,批评他们跨界太多、文艺化、泛道德化,要求他们更专业、更学术、更“技术流”,这也许是批评者对长期以来空洞地谈论价值观、谈论“主义”感到了审美疲劳,也许不是,但对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当然构成有益的监督(暂且不讨论是否“苛责”),而且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如此——中国的许多行业离“专业主义”还差得很远。可是,在公共空间(而非细分的行业内部),你也能看到一种对专业化(用更时兴的话说,“技术含量”)的崇拜正在上升,有时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审美,把工具理性视作最高的价值,而“价值”本身……等一等,还有价值吗?在我们滑向另一个极端之前,不妨听听萨义德的说法:

  “今天对知识分子造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客观的’。……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即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知识分子不要害怕专家!”南方朔在电话那头说,他接受采访时台湾社会正在掀起一场反对核四的运动,“任何学问很难有单一的标准,知识分子可能对核物理外行,但这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什么近代反对公害都不是专家指出来的?专家为了生活,为了圈子,不能讲行业的坏话。但知识分子也必须不断学习,尽量把批判的角度、想法、能力强化,无论如何你对知识的热忱不能打折扣,这是增加你发言权惟一有效的手段。”

  对爱德华·萨义德来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总的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制造不快。”他批评那些逃避的知识分子,“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起来具有争议性……”

  也许在萨义德的那本《知识分子论》里,关于“再思”(second thoughts)的讨论有着特殊的意义——部分西方知识分子,从早年拥抱共产主义,经过“再思”后变成反共阵营的一员;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则是在“再思”后从泛阿拉伯主义投向伊斯兰教的怀抱——倘若将语境置换到今日之中国,这种奇怪的“再思”几乎无处不在:接受现代文明后就变得“逢X必反”;学到方法论后就把价值观贬得一钱不值;掌握技术后就开始视情怀为无物;了解到消极自由的可贵后就迅速遁入了“积极的不自由”……如萨义德所说,“自己服侍以往的主人的历史当然就被踩在脚下或说成是鬼迷心窍,但这并未在你身上激起丝毫的自我怀疑,并未激起任何欲望去质疑大声服侍神祗此一前提”,那么结果自然是从一个神祗走向另一个神祗。

  “对我来说有趣得多的是,”萨义德说,“如何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够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讽刺——最好也是自我反讽。是的,你有信念,下判断,但这些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

  “生活在真实之中。”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做出了选择,与真实的生活相比,所谓“污名化”算得了什么呢?

  (感谢同事施雨华、李宗陶的无私帮助,实习记者乔芊、吴明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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